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
       长子梁思成，杰出的建筑学家。
       次子梁思永，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
       三子梁思忠，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军官，参加过淞沪会战。25岁不幸早逝。
       次女梁思庄，我国图书馆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
       四子梁思达，经济学家。
       三女梁思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
       四女梁思宁，在姐姐梁思懿影响下投身新四军，从事宣传工作。
       五子梁思礼，著名的火箭控制专家。

      也许有人要说了，这是因为基因好啊，天生聪明，而且出身名门，起点本来就比普通人高。
      但是莫忘了，名门子弟中，也出了许多不成材、不成器，甚至为非作歹的例子。像这样兄弟姐妹九个人，各自都在不同的领域有所成就，一定与他们接受的家庭教育分不开，与他们的父亲分不开。

       于是问题来了，梁启超这位“金牌老爹”是怎样教育出这一家子精英的呢？

一个“另类老爹”

　　首先，梁启超是一位十分另类的父亲。在当时是另类，甚至在现在，也称得上是另类。
       直到现在，很多中国父亲都很难十分直白地对孩子表达爱。但梁启超经常会告诉孩子们，自己有多爱他们。他曾在给孩子们信中如此表白：
      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不光是口头上说说，梁启超确实为子女的成长花费了极大的精力。
      长女梁思顺同他一起流亡日本，由于找不到适合的学校，便由他亲自教授读书，有时甚至为女儿批改作文到凌晨。经济状况稍好之后，为了培养女儿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还在家里辟出一座实验室——如果听到现在还有人鼓吹女生学不好数理化，梁启超一定是第一个嗤之以鼻的人。
       九个儿女，各个性格不同，梁启超要确保他们都能感受到父爱，而且都觉得自己是父亲心中特殊的一个。他给大女儿思顺取爱称“大宝贝”“我最爱的孩子”，三女儿思懿被他取了个外号叫“司马懿”，小儿子思礼的代号则是“老白鼻”（老baby的谐音）。

        对长子梁思成，他说：
        “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对次女梁思庄，他在信中“肉麻”地写道：
      “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
   　……梁公你这么会撒娇卖萌，历史书知道嘛？

人生没乐趣，要来何用？

　　如果梁启超生活在现在，他是绝不会去写《我的儿子读哈佛》之类的畅销书的——因为“读名校”“升官发财”之类，根本不是他对子女教育的目标。
      那梁启超看重的是什么呢？在他给子女的家书中，大概能窥见一二：
      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
       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梁启超的子女中，大多学的不是所谓的“热门专业”，但凡是真心喜欢，且对社会有益，他必定全力支持。梁思成主修建筑史，梁启超深知这个专业找工作不易，但依然全力支持儿子的学业。次子梁思永立志投身考古，他便亲自联系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让梁思永有机会参加实地考古工作。
      他也会给子女提建议，但绝不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们。本来，他很希望次女梁思庄学生物，但思庄尝试之后，自觉兴趣不大，他便又忙写信道：

      “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梁启超对子女的学业非常关心，却并不在意一时的考试成绩。梁思庄在刚到加拿大时，一次考试在班上只得了第十六名，十分沮丧。梁启超得知后，立刻写信说：
       “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
       后来，思庄经过努力，成绩一跃成为班上前几名。梁启超高兴之余，特意写信嘱咐：
      “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
       梁启超自己曾经走过旧式科举的道路，且是科举的成功者（十二岁就考中了秀才，大概相当于一个小学毕业生参加高考，而且被省重点录取了，随意感受下）。但正因如此，他才对科举应试那一套深恶痛绝。他在《学问之趣味》中说：
       “我认为，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生活在有价值中，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通俗地翻译一下，大概就是：人生要是没乐趣，和咸鱼又有什么区别？
      他在给梁思成的家书中曾这样写：
      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越多越坏”

　　不强求成绩，不干涉兴趣，但梁启超也有一件最看重的事情：品行。他曾说：“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
       如果说在教育方法上，梁启超是个“西方式爸爸”的话，在对孩子品行的要求上，他更接近于自己的父辈：传统的中国士人。
       梁启超本人接受的是十分传统的家庭教育。他的祖父是一名秀才，父亲没有考中功名，一直在家乡教书，算是受尊敬的读书人。他的母亲也是读过书的女子，在梁启超很小的时候，就教他认字、背唐诗。
       在读书上，梁启超很快显露出超凡的天赋，“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放到现在绝对是天才少年。但父亲依旧待他十分严格，不仅要刻苦读书，课余还要帮家里在田间劳作，决不可“做游手好闲之人”。
       所谓严父慈母，母亲待梁启超十分慈爱，但在大事上也绝不会纵容。六岁那年，梁启超因一件小事撒谎，一向“终日含笑”的母亲为此盛怒，命令他跪在地上“力鞭十数”，并警告他，如果再说谎，将来只能做盗贼、乞丐。
       这段故事，梁启超一直反复讲给自己的子女听。他还让孩子们从小读《论语》《孟子》，教导他们“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道理。
       即使在梁启超过世后，梁氏子女依旧牢记着他的这些教导。抗战期间，梁思成、梁思永全家踏上颠沛流离的流亡之路；长女梁思顺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生活极为艰辛，但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三子梁思忠身为军官，在淞沪会战的战场上浴血奋战；小女儿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
　　梁氏兄弟姐妹九人中，有七人都曾经留学海外，而且都是哈佛、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名校。学成后，他们全部选择了回国。在梁家，“报效祖国”这四个字，从来不是一句说来好听的空话。
　　而这，或许正是我们为何如此尊敬梁氏一家的原因。在这个崇拜成功、膜拜金钱的时代，总该有人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