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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社会心态嬗变及调适

2013年01月06日 社会心理服务研究 转型期社会心态嬗变及调适已关闭评论 阅读 82 次浏览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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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新燕   来源:理论学习,中国全民健心网肖汉仕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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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而这些变化都会直接、间接地通过社会心态的变化反映出来,转型期社会心态处在多样的、复杂的嬗变之中。

  一、当代我国的社会转型及其心态转向

  (一)转型期社会心态的变迁趋势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风俗、新习惯层出不穷,我国社会心态的嬗变呈现出新的趋势。当前社会心态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趋于开放进取、理智成熟、多元包容,人心普遍思富、思安、思稳、思和。民众的自立自强意识和平等竞争意识不断增强,开拓创新意识和求真务实精神得到不断培养,民主参与意识和共同致富意识得到广泛认同,心理承受能力得到普遍增强,心理发展日趋成熟。具体来说,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而成熟,社会心理承受力进一步提高;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多元,对各种外来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接受能力也不断提高;价值观与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主动和积极,越来越具有世界意识。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态具有更复杂、更活跃的特点。随着社会转型加快,改革向纵深发展,新旧矛盾交织,利益调整剧烈,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社会现实对人们的社会心态变化来说犹如一把双刃剑,民众的思想和情绪处于多元、多样、多变的活跃期,民众的情感、态度、期望或倾向极易波动。当前社会心态呈现出复杂局面,社会心态结构呈现出一定的脆弱性,各种消极的社会心态问题也大量存在,甚至会处于一种失衡状态。这尽管不是社会的主流,但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二)转型期社会心态失衡表现
  当前社会心态主流积极健康。同时,社会心态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不公平感与相对剥夺感增强
  根据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公平不仅仅是一种分配结果的正当性,还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人的公平感既与自身利益的纵向改进有关,也与自身利益同他人利益的横向比较有关,即公众的公平感不仅仅是自身利益的改善,更是同他人相比较的结果。
  相对剥夺感正是人们通过与其他群体比较而感知到自己所得的回报与所做的贡献不成比例,并因而产生了不公平感。社会转型加剧时期,既是经济增长提速和社会发展加快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阶层利益差距加大、贫富分化愈加明显的时期,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很容易在心理上产生自己权益被他人剥夺的感觉,很多人总觉得自己和别人相比吃了亏,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与人们主观上的认知偏差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社会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配不公或政府管理存在许多不规范的现象。这种心理如得不到及时疏导,则可能引发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导致人们对现行政策的怀疑,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2.社会焦虑心态蔓延
  “社会焦虑是由于社会中不确定因素使民众自觉难以应付而产生的压抑、烦躁、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这一紧张心理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的一种社会心理状态。”社会焦虑的发展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部分焦虑阶段,二是普遍焦虑阶段。部分焦虑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并有助于增加社会活力,而普遍焦虑的状态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大量人群承受焦虑的精神压力,对社会稳定有一定影响。
  在一个焦虑普遍化的社会,焦虑不会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而且可能扩展到群体层面,从而形成总体性的社会关系紧张。社会转型以来,个人对国家和集体的人身依附关系日益破除,随着经济体制、人事制度、住房、医疗保险及教育制度各方面改革的推进,个人独立负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个体风险骤然猛增,由此人们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的情形。这种社会焦虑现象既存在于公务员群体、企业家群体、白领群体、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也存在于各个地区当中,如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社会焦虑现象会增大社会成员对社会的非认同感,降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焦虑和幸福感是成反比的,焦虑越多,幸福感就越少。而且焦虑会加重人们对于社会矛盾问题的不满情绪,面对社会的突出矛盾,在外界提供合适诱因条件下,往往容易导致“少数人闹事”,形成社会聚合行为,成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3.比较普遍的浮躁心态 
  社会浮躁心态“是社会中一些群体、一些人,对社会事务利益、群体利益、个人利益在表达关注和追求时,所呈现出的某种偏执、冲动、盲目、非理智性的反映”。从传统封闭、物资匮乏社会中走出来,人们对开放社会的一切在认知和判断上往往出现偏差乃至扭曲,加之转型期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强大的利益驱动,由此引发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人们总想以最小的投入、最简捷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大的利益,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浮躁病”。
  当前,“社会浮躁病”已侵染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浮躁现象比比皆是,楼倒、桥垮、路断,商业活动中的掺假造假、以次充好,数额巨大的金融、股市、网络诈骗行为,娱乐界的选秀、裸露,体育界的足球腐败,科技界的剽窃抄袭,医疗界的 “红包”现象,以及有些领导干部的“政绩工程”等,都包含着浮躁的因素。浮躁心态已成为危害人们身心健康、影响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大顽疾,在浮躁心态推动下的短期行为,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对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
  4.社会信任缺失
  中国社会转型不仅仅表现为全球化浪潮下的“被现代”、社会结构的断裂与重构,也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法律体制的改革,同时也着力地雕刻和改变置身其中的社会组织和个体的行动逻辑,信任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凸现,主要是社会转型导致的组织和个体的极度失范和无序,导致社会风险与日俱增。转型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信任——个人信任在急剧沦陷,导致整个社会的信任结构遇到很大的挑战,而新型的信任结构——制度信任尚未完善,由此出现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 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 “低度信任”的最下限。并且,信任危机在我国政治、经济、价值领域及人际交往中均有所呈现,包括商业信用危机、公共物品信誉危机、人际信任危机和价值信仰危机,尤其是各级党政部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管理不规范,严重的社会不平现象,使得人们对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和不信任。
  当然,作为转型国家,信任制度出现种种问题并非我国所独有,但此类问题却是我们必须认真且应严肃对待的,整个社会中存在的大量信任缺失现象直接引发众多的负面后果。

  二、社会心态新变化的诱因

  对于社会心态嬗变及其失衡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变迁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在其著作《社会变迁》中提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我们一直处于现代化的紧迫之中,被迫追求持续不断地除旧迎新。因而我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之中。学者们在研究社会变迁与人的适应的关系的时候,确认以下一些因素对人构成适应压力:1)价值冲突压力;2)社会变动压力;3)文化移入压力;4)生活事变压力;5)目标——努力不符压力;6)角色区分压力;7)角色冲突压力。显然,当前社会心态的嬗变与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社会心态失衡也折射出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
  (二)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
  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社会公众从社会改革与发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近年来在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部分社会公众从发展中受益的程度却开始下降了。一方面,人们收入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民生的支出压力越来越大,导致了心理预期落差巨大,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开始下降,产生不满意情绪。另一方面,社会分化的加剧,资源与机会的配置越来越封闭并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了强势群体,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强化,进而推动了社会公众的心态失衡。尤其是有些底层公众,联系自身的利益受损处境,这种心态会更强烈。由此,社会冲突不断积累,社会矛盾加大,进而导致了社会心态失衡显化。
  (三)政策调整不及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利益差距加大这一特殊现象,已经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机制和社会整合模式形成了巨大挑战,然而,能够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制度化体系仍然不健全、不完善,相关政策调整不及时。比如收入分配政策调整不及时,没有有效地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基尼系数继续攀升;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调整不全面,导致相当部分公众并没有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面对当前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形势,相关政策调整不及时,使得社会问题与社会心态危机没有得到及时化解。
  (四)社会支持弱化
  社会学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一般指的是来自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团体组织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社会支持会提高个体的心理应激能力,具有良好的心理保健功效。处在社会转期的我国,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正迅速瓦解失去作用,新的社会支持系统正在构建之中,仍很薄弱。具体表现在:原有社会支持的主导方式——工作单位提供的社会支持正迅速瓦解,而替代性的社会支持系统尚未真正建立或运转;日益激烈竞争导致业缘人际关系的淡漠和疏远,削弱了来自同事和同学的社会支持;有社会支持的另一种主导方式——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已今不如昔。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社会支持功能弱化使其在缓解个体心理压力、增进个体心理健康的作用没有发挥。
  (五)社会主流文化导向的不确定
  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的多样化,使各种思想观念激烈冲突,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混乱和无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但新的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价值标准处于缺位状态,价值观念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面对积极的和消极的、先进的与落后的、传统的和现代的、中国的和西方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人们在进行价值分析和价值选择时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对塑造良好社会心态产生消极影响。

  三、调适社会心态的几点思考

  社会心态嬗变的结果如果是健康的、正向的,对社会发展进步就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必然会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和破坏作用。基于目前的社会心态现状,应努力促成健康正向的社会心态,调适消极负向的社会心态。
  (一)关注民生,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问题涉及社会公众基本生存和生活的问题,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必须关注和重视民生,着力加强惠及民生、改善民生、造福民生等相关领域的改革,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首先,坚持发展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调适社会心态的重要途径。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实现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协调,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如果经济发展了,财政收入增加了,而民众的收入没有相应提高、生活没有得到相应改善,那就难以充分激发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就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工作首位,实实在在地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其次,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社会心态所反映的种种社会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没有处理好利益关系的结果。因此,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正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宏观调控,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努力平衡社会利益关系。
  最后,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各方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使广大公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此外,在统筹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前提下,优先关怀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
  (二)加强制度建设,创建公平的社会环境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重要前提。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是新形势下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的重要机制。为此,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 
  首先,努力形成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制度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复杂而艰巨,需要建立起较为全面系统的制度体系。因此,不能仅仅停留在解决各种具体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层面上,而应着眼于构建稳定协调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使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使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得到维护和实现。
  其次,着重协调利益关系。妥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是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环节。应从改革经济体制和各项社会制度入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建立起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从而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利益矛盾。
  最后,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不断强化法治观念,依法办事,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害,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社会各个社会群体的权利都能够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畅通民意诉求,构建社会情绪疏导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问题与矛盾的多发时期,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往往透过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等层面影响社会心态,是形成不良社会心态的主要诱因。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公众民意诉求,着力构建社会情绪疏导机制,为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创造环境。
  首先,拓宽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在完善现有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基础上,还可以在现有体制的张力内开辟新的、合法的表达渠道,从而让不同阶层的群体参与到政治过程中进来。另外,面对纷繁复杂的利益矛盾,个体利益诉求有其分散性、局部性和不可控性,个人作为表达主体的利益表达形式一般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工会、妇联、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往往代表特定人群的利益诉求,它们在实现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方面起着桥梁和中介作用。因而,还要建立健全相关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利益诉求表达和权益维护方面的作用。
  其次,构建协商和对话的双向交流机制。一个健全规范的社会协商和对话机制,可以引导各个社会阶层、群体和成员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利益表达并不意味着仅局限于利益主体单方向提供信息或申诉疾苦,利益主体还应获得及时有效的反馈,构建利益表达双向交流机制才能实现利益表达应有的功能。
  再次,拓展社会支持系统。在心理负荷越来越大的现代社会,传统的社会支持却在不断弱化,因此,需要拓展家庭关系之外的社会支持力量,重视社会支持网络建设。一方面,政府要提供有效的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要通过民间和社会的力量来帮助那些生活压力较大的民众,使民众在危难困境时可以得到来自社区、民间组织、志愿者等的帮助,减少身心的压力。
  (四)加强教育引导,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任何社会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不仅反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每个社会成员思想和价值观的形成都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融思想、理想、精神、道德等基本元素于一体的价值认同系统,是引领社会心态的强大武器,具体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塑造高尚社会心态具有激励功能,对培育健康社会心态具有引领功能,对消极社会心态具有调适功能,对对抗性社会心态具有矫正功能。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去引导和整合多元化的社会心态。
  首先,增强理论创新的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有说服力、感召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论的创新。要在坚持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的基础上,不断开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新境界。为此,要在弃糟取精的基础上,将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吸纳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来;不断挖掘并积极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发展;要对目前国内有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进行研究,着力分析这些思潮的理论主张、政治观点、所反映的利益关系以及发展态势等,积极吸收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的思想内容。
  其次,构建群众心理认同基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研究人民群众的心理需要、思想意识等联系起来,同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结合起来,摸准群众的思想脉搏,把握他们的思想、心理特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断夯实“社会思想共识”这个最高目标的群众基础。
  最后,创新方式加大宣传传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必须在宣传形式、传播方法上不断创新,以增强吸引力。要采用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法,把理论宣传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际结合起来,使人民群众在学习、工作、生活休闲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理论教化。除党政部门外,发动全社会广泛参与,激发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利用好现代传媒、网络技术等,使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与人们的各种生活、活动空间和场所密切结合。同时还要善于把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融汇于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之中,融入到精神文化产品生产传播之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人们的文化活动和生活之中。□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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