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广西北流市宣传部了解，2021年4月28日14时许，北流市新丰镇民办健乐幼儿园发生一起伤害事件，初步了解有16名幼儿、2名教师受伤，其中两名幼儿伤势较重。目前，玉林市、北流市正在组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受伤人员，公安机关已抓捕犯罪嫌疑人，具体情况正在调查处理中。

作为一名普通人，我对事件中的暴力感到不适，为无辜者的受伤感到难过，也为“当地群众自愿排起长队献血帮助医院急救”的新闻感动。

而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更关注的是：这次事件发生后，有三类人群是需要心理干预的：受伤的孩子，受害者家人，以及目击者。

受害幼儿如何干预

首先是那些受伤后送医的孩子。他们需要尽快的身体治疗，但需要的不仅仅是身体治疗，更需要及早的心理干预。

按照正常的心理周期，发生这类应激事件后，第一时间里，孩子是懵的，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当事件发生了一段时间后（通常是三五天到一周内），之后，孩子可能会进入不同的心理周期。

突如其来的伤害，会让孩子的安全感被破坏，一段时间内出于恐惧不安中。“重建安全感”是这个阶段的重点之一。

孩子还很小，所以，他们往往是通过观察周围的人（主要是家长和老师）的态度来进行判断。

事件发生后，大家一般都会特别关爱孩子，但一定要给孩子讲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关爱”，不要让他陷入到一种情绪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时候千万不要让孩子产生自责感，不要让他觉得“这是因为我可能做错了什么，引发了家庭或社会的悲伤”。

此外，我们也要积极地引导孩子去接受儿童创伤的心理干预。相关的模型和方法有很多。

比如，这次事件中，可以尝试面向低幼年龄段的绘画、箱庭治疗（沙盘治疗），来帮助孩子正确地认识这种意外，尽量减少他们对于外界应激事件的深度恐惧。

创伤不仅意味着伤害，也是成长的机遇。遭遇创伤，如果可以得到及时、正确和持续的干预，也是一种成长的机会。对儿童来说也一样。

但这需要有足够的社会资源的关注和介入。希望当地的政府也好，其他介入方也好，不要快速地关注然后又冷落。对孩子来说，从创伤中恢复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未来还需要做好定期的随访工作，才能更好地帮助这些受过伤害的孩子。

受害家庭的心理干预

我们无论怎么悲伤、怎么怜惜，都只是看客。在这一事件中，被伤害的不只是16个孩子和2位教师，更是18个家庭。那些悲痛又焦急地等在抢救室外的家长，是孩子之外受伤最重的人。

在一般的危机事件中，受害者亲属的悲怆期通常持续时间为24 ～36 小时 （很少持续6 ～8 周），在此期间，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有效的自我调整和心理干预，就有可能继发为急性应激障碍(ASD) 和创伤应激障碍(PTSD) 等。而一旦如此，在一段时间内，亲属可能会出现精神异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甚至由此带来更大的伤害。

面对这样的人群，心理干预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当事者学会对付困难和挫折的一般性方法。这样不但有助于渡过当前的危机，也有利于以后的适应。方式有很多：

主动、冷静和耐心倾听并热情关注，让他倾诉自己的内心感受，给予心理上的支持，必要时，甚至可以应用询问技术，询问他是否“想自杀”；

提供疏泄机会，鼓励对方将自己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并认可他表露出的情感，建立同感，不要说服他们改变自己的感受。注意，这里讲究技巧，要相信他说的话，当他说想自杀时，要认真对待，当他要你对他“说想自杀的事”保密时，则不要答应；

由于创伤性应激事件使当事者情绪焦虑水平上升，并影响到日常生活，因此，要对当事者解释危机的发展过程，使当事者理解目前的境遇、理解他人的情感，让他相信我们的帮助能够缓解所面临的困境；

提高当事人信心，鼓励自助，培养兴趣、鼓励积极参与社交活动。

目击群众的心理干预

除了受伤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还有一群人容易被我们忽略，那就是灾难现场的目击群众。

可能有人觉得，他们没有被卷入，没有受伤，他们是幸运的——那是因为没有理解这些目击者的心。

在我此前关注的类似新闻报道中，注意到一些围观群众的反应，他们即使离得相当远，还是表现得非常激动，久久不能平复心里的紧张。而这次事件发生在幼儿园，目击者多数是孩子和园内教师。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这让我想到了很多以前的例子：“法大弑师案”的目击者、广东“12·29”跳楼案的目击者、上海商院事件的目击者，还有最常被人提及的“9·11”事件目击者……当一起突发的伤害事件发生后，其实轰动不过几天，顶多一个月的时间，在公共媒体上也就趋于平静了。

在旁人看来趋于平静之时，却是心理工作者觉得危机潜在之时。

试举一例，在某高校出现自杀时间后的几天里，善后事宜都已处理完毕。不过，事发班级的老师和学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精神不振。一开始，相关领导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学生突然离开了，总会有一些情感上的负担。然而，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过去了，老师和学生的情绪并没有明显好转，事情似乎要比想象中的严重得多。

学校请来了心理咨询老师，分别和一些情况较重的人谈心。开始，很多人都不愿开口。咨询师于是采用眼动治疗法（EMDR），借助暗示手段帮助他们说出心里积压已久的悲哀。结果发现，相当部分学生的内心都积压了很深的痛苦，向咨询师哭诉，认为死者之所以选择自杀都“和自己有关”，因此终日生活在内疚和自责之中；也有一些男生表示，死者最初在课堂上就流露出轻生的念头，如果自己能及时阻止，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可见，突发事件现场的目击人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既不属于事件核心，也未脱离事件主体，因此这一群体不如犯罪嫌疑人、受害者（及其家属）那样受关注。如果自身无法调节好情绪又不愿意寻求外界帮助，便很容易导致一些不愉快的后果。

如果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出现危机事件，现场群众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发生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即便发生了后续的伤害，也很可能会被人忽略掉是这起危机带来的隐患。

当然，这一点也逐渐被心理工作者认识到。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在处理危机事件上，已经从此前只关注受害者，到越来越多关注受害相关人。

其实，除了那些直接受伤的孩子，他们的家人，还有目击者，包括幼儿园里的其他孩子和老师，需要被关注的，还有很多人。

比如，可能其他幼儿园的家长，看到这样的事件以后也会紧张，这种紧张又会传递给身边的孩子；再比如，甚至不一定是在广西的家长，这种情绪也有可能会转嫁到远在其他地方的家长，导致过度的紧张，传递给孩子紧张的同时，又对孩子实施一些过度保护，限制孩子的一些发展，都是有可能的。

期待有更多的心理学专家和科普工作者，可以多多开展相应的科普，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到——

发生了这样的不良事件后，有一些人群需要被关注，除了生理的治疗，也需要心理的干预；

此外，可以帮助人们识别一些急性应激障碍和创伤应激障碍的症状，如果发现有这样的症状，及时求助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社会工作者；

同时也能意识到，不必过度紧张和焦虑，做好消化，甚至可以把“创伤”化为个人成长的要素和一个汲取点。

希望受伤的孩子早日康复，更希望这样的伤害事件不再上演。

(全文转载于：天晴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