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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何常有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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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个强大的美国是由每一位高效能的美国人决定的，同样是生活和工作，很多美国人选择用积极的态度、主动的心态去面对挑战，看待成功或失败。在参与政治生活中，他们的良好心态是如何养成的呢
如同美国强大的国力一样，美国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也是全球闻名的，有人说一个强大的美国是由每一位高效能的美国人决定的，同样是生活和工作，很多美国人选择用积极的态度、主动的心态去面对挑战，看待成功或失败。在参与政治生活中，他们的良好心态是如何养成的呢？
不满和怨气有一个宣泄口
美国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但社会的容忍度却出人意料的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人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不满和怨气有一个宣泄口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政府对受到的批评不回避、不隐瞒，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在第一时间尽量沟通获得谅解，人民对政府受批评的现象也习以为常，有一个成熟的心态，知道哪些是可以原谅的，哪些是不可以原谅的，手里握着选票审视着呢。美国不是没有腐败和滥权，但被揭露的官员大都是因为一件事而下台，不是那种“肚脐眼里的泥”——窝藏多年了。这是时刻监督和批评的结果。
越大的官越要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对新上任的官员，人们经常翻出他们的老账，作为常人的隐私权这时都被弱化到最小。当年生活不检点的克林顿一上台就官司缠身，最后牵出让他脸面丢尽的莱温斯基案。他到中国来访问时问西安的一个小女孩：“你知道我是谁吗？”小女孩答：“你是美国总统。”又问：“你知道美国总统是干什么的吗？”女孩说：“是管美国人的。”克林顿似有所指地说道：“不对，我是被美国人管的。”
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政府是“必不可少的恶”， 可以而且必须经常被批评，原因在于，虽然我们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联合起来建立政府，由于人性总存在着阴暗面，而政府又掌握了强大的公共权力，因此很难保证政府的领导人会永远一心为公。
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话说，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所谓的笼子，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制衡措施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包括宪政法治、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等。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对于国会通过的其他一些以“国家安全”、“国内稳定”等为依据的法律，美国最高法院的许多判例事实上消减了这些法律的可执行性。1918年的《反间谍法》于1920年取消；1832年《1798外侨与惩治叛乱法》被宣布为“违宪”，而在这一法律下受到审判的人早在1800年托马斯·杰斐逊当选总统时即已释放；1927年布兰代斯大法官指出只有出现紧急情况，即“明确而现实的危险”时，才应该限制言论；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加入共产党不属于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等等。可以看出，在美国历史上，围绕着言论自由、负面消息等，政府(包括国会)的权力是一个逐步被限制、被明确的过程，政府不能随意以某些国家利益的借口来限制社会的言论自由。
网络言论和批评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正在上升到更高层次
除了法律保障以外，美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另一个来源是私有化的媒体。绝大多数的美国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台都是非官方的。当然，美国之音等是美国政府控制的，但它是对外的公共外交手段而不是对内的。虽然媒体是私人控制的，但在内容报道上一般不受出资方的影响。可能是基于人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美国的老百姓也是非常喜欢看一些负面的消息和新闻，并喜欢在网络上发表批评意见、参与国家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满足大多数读者的偏好，美国的新闻媒体似乎没有“正面报道”的概念，而是倾向于对政府吹毛求疵和报道其他一些花边八卦新闻。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我们通过观察这一奖项的授予情况也可以对美国社会对于负面消息和网络批评的态度有一些了解。历年的普利策奖中均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负面新闻，而其中分量最重的是有关公共服务的。在2003年的普利策奖中，14个奖项中有13个是关于负面新闻的；2010年普利策奖公共服务奖项颁给了弗吉尼亚州天然气税费管理漏洞的揭露报道。通过这样一些负面新闻和批评报道，美国媒体构成了监督、制约政府的第四种权力。
在传播过程中，网络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成为了美国政治的一个主要互动场所。值得注意的是， 2010年的普利策奖14个奖项中有两个颁给了网站。最近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5%的美国成年选民以及74%的网民称，他们上网获取选举新闻和信息。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选民就通过网络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进程，所有候选人都建立了自己的竞选网页和竞选博客。奥巴马的支持者中有20%在网上分享政治消息，还有18%登记接收竞选新闻的自动更新，而麦凯恩的支持者中这个比例分别为16%和9%。在整个竞选的过程中，双方利用网络进行了大量的互相批评和攻击，奥巴马一方甚至建立了一个“反诽谤”的网站。网络言论和批评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正在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不仅仅是在平时批评、建议政府，而且正在对美国的总统大选模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