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偶然翻到这篇《解放日报》的报道，讲述了20个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的故事。

这些被抑郁困扰的孩子，很多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自我要求极高。然而在积累而发的心理疾病面前，一切的愿景和家庭秩序都被打碎了，父母的诉求只剩下 “希望孩子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而在此之前，这些父母对孩子的期许，往往是很高的；对孩子的“控制”，是很紧的。无论对家长还是对孩子来说，成长，都是一个压力重重的过程 ...

这两年，社会上的教育焦虑感在不断上升，我们要反思的，不只是教育方式的问题，也要反思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

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自己内心的成长前的挣扎，它来得早或晚，都不是我们攻击别人痛苦的武器。

“我很高兴孩子能利用这个机会有个情绪的出口，

有个公共场合释放自己的攻击性……

我愿意成为我女儿攻击和推倒的目标。

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一位抑郁症孩子的母亲

13岁的谭谈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指竟然还能轻快地落在黑白琴键上。

她走到旅社吧台前的电子琴旁，弹出一段旋律，又放声吟唱歌剧……

嘈杂的人声顿时静默，所有目光都被这位染着金色短发的少女吸引。

过去休学半年间，让家中钢琴再无声响，这是谭谈对母亲最直接的反叛。

因为弹钢琴，是她童年时由名校博士毕业的母亲安在她身上的“高尚志趣”。

琴声乐声相伴的美好场景背后，其实在场老少有着共同的焦灼。

媒体人张进推出“陪伴者计划”，试图从社会支持层面入手，探寻精神疾病疗愈之路。

11月末，“陪伴者计划”征集20个因中重度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休学在家的青少年及其父母参与。

1、“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

共训营第二天，上午的课堂黑压压坐满了家长，却很少见到孩子。

孩子在哪儿？

父母们平静地解释 ：“还在睡。”

晚起之所以被谅解，因为这属于孩子们的病态表征，也是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

下午，来听讲座的孩子渐渐多了，可他们听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就像中学课堂里坐在最后一排捣蛋的孩子。

但事实恰恰相反，记者发现这些孩子有着惊人的相同点：

他们在病前大多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自我要求极高。

19岁的韩青在分享环节自称是个“逃兵” ——

来杭州入住后的第一天，一家人打算到浙江大学学生食堂吃饭。

距食堂门不到100米时，她扭头逃走。

“我没办法走进去……”原本成绩优秀的她现已休学3年，却始终放不下考个好大学的念头。

因为这种灰心，她不久前吞服安眠药试图自杀。

袁然然被父亲喊起床后，百无聊赖地坐在青旅客厅最后一排沙发上，用宽大外套罩住双手。

“暴食一个月，重了10公斤。”她语气猎奇，仿佛在说一个与己无关的笑话。

这位明艳的女孩患有严重的进食障碍：因为失恋而暴食，又因为暴食后担心发胖而产生抑郁和焦虑情绪。

晚餐时间，父亲老袁，总是热情动员女儿陪他去吃饭，一旦女儿拒绝，他就陷入焦虑，因为女儿午夜可能躲在无人角落暴食……

训练营的大部分讲座时间，16岁的浙江男孩陈浸都在沙发休息区，和父母若即若离。

陈浸人高马大，在所有人中看起来最健谈，似乎总在帮身边的小伙伴答疑解惑。

他常常为一位因有认知障碍而觉得自己很丑的女孩拍照，不断告诉她：“看，多好看！”

“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但我爸妈觉得我有很大问题。”陈浸耸耸肩，一派轻松模样。

成绩优异的陈浸，忽然有一天宣布不再上学，因为“没意思”，之后不仅情绪有异，身体也会疼痛。

短短几个月，他学会抽烟喝酒，父母无力阻止，父亲只能在他面部表情痛苦时给他一支烟抽，母亲只能在他需要时和他一起喝酒。

在突如其来的心理疾病面前，家庭秩序变得渺小。

16岁的万言遭遇过校园暴力，甚至有位男同学曾把她逼到厕所墙角后，伸出小刀对着她的脖子。

糟糕的情形持续到万言念初二时，她再也无法走进学校。

“我真的很后悔，最初以为她只是青春期厌学情绪……”万言的母亲现在终于摆脱了最初的自责。

一位母亲直至女儿休学，都以为是女儿的“青春逆反心理”，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女儿手上有拿小刀划过的10道自残伤疤。

“我试着在我手上用小刀划一道，但做不到……我真的意识到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这母亲说。

认知疾病，对于这群曾经优秀的孩子而言，也和家长一样困难重重：许多孩子在被确诊前拒绝就医，在确诊后也拒绝服药。

万言休学后在贴吧上建了一个“我要当大神”的小号，她每日反复关注小号有没有掉粉。

获得关注，成了曾经作为学霸的她现在精神世界的寄托。

“帮助无法正常上学、社会适应较弱、自救意识不强的初高中学生，正确认识抑郁，改善亲子关系……直至顺利复学。”这是活动初期主办方立下的目标。

可记者发现，少有父母将“复学”作为直接诉求。

“希望孩子来这里交几个朋友，当个快乐的普通人……”

这样的回答，在这群父母中几乎成为标准答案。

2、敌意与爱意

亲子共训营的第二天晚间，家长们被活动志愿者要求“全部退场”：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设计了专场座谈。

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被鼓励挨个发言，主题围绕“你期望爸爸妈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帮你做些什么？”

“我真的不怪他们了，就像是我养的猫，它饿了我拿质量不好的火腿肠喂它，但不知道这会让它丧命，我只是不想让它饿……”

一位女孩在座位上泣不成声。

她说起自己曾经在小学三四年级时患过肿瘤，病痛来袭时，她勉强支撑着到母亲教书的教室门口求救。

但不知情的母亲搬了一把小板凳到教室外，命令她：“你就坐在这儿。”

陈浸回忆时带着平静的笑意，

“我妈妈头脑精明，她把我看成了最大的一笔投资。

我上初中时，她反复比较了两所中学的收益回报，然后，哈哈……”

“我和我妈妈关系一直不好。”

韩青低垂着头，停顿了一会儿。她曾经劝父亲离开母亲，

“我一直觉得我爸爸是我最好的陪伴者，但是他拒绝了我这个想法……”

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韩青正在调整药物，母亲一直陪伴在侧。

她对母亲的负面情绪正在消退，因为她看到了强势的母亲逐渐变得柔软。

“我想或许我自己很难一下子变好，我只希望我的家庭关系能够变好。”

韩青说。

指导老师梁辉把这句话带给了韩青的父母，那位强势的母亲落泪了，

“女儿病后，我常常对她冷暴力，或者以出差工作忙的名义当逃兵，

其实是我不敢面对她，即使知道她需要我……”

有时，敌意和爱意，或许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知道我应该恨我妈妈，但恨不起来。我变成现在的样子，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因为她。”

从小跟着母亲在美国长大的谭谈，回国后就读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成绩保持在年级前20名。

她擅长钢琴、歌剧，有上千本的图书阅读量，在同学们眼里是“完美人设”。

她却说，因为母亲，她没有童年。

“她是名校的博士后，踌躇满志却有很多遗憾，我就是她消除遗憾的工具。

而且在我病后，我妈妈无坚不摧的权威形象被她自己亲手毁掉了。”

母亲变得无所适从，这是谭谈更加恐惧的。

共训营里一位人高马大的男孩在发病时特别爱去超市的儿童玩具柜台——这是他唯一的快乐记忆，源自幼儿园时期。

自从父亲接管教育大权后，嘴边只有一句：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是社会渣滓。

男孩在中考前一个月向母亲求救：

“如果爸爸再看着我做数学题，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

一名因认知障碍而觉得自己“很丑很胖”的漂亮女孩，盘旋在脑中的是童年时母亲对她“是个胖姑娘”的日常调侃。

一名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女孩依旧清晰记得，3岁时因为惹怒母亲被反锁在阳台，直到她假装昏厥才被放出；

童年时父亲常在公共场所把她打倒在地，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

“我永远无法原谅他们，这就是我想对父母说的。”

女孩说完低垂着头。

志愿者递来纸巾，她拒绝了，坚持说自己没有眼泪。

记者原本以为，这次“控诉大会”会以冷场告终。

“报名表上，我看到父母为孩子写下性格内向的占了大部分，事实却相反。”指导老师梁辉亦有同感。

在大多数家长看来，梁辉“说话很直，有时让人消化不了”。

而在身为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梁辉看来：善待学生，敲打鞭策家长，才是家庭教育中普遍缺失的“救赎”方法。

梁辉的话让家长们沉默了：你们所感受到我刻意释放的攻击性，或许仅是你孩子曾经承受的你的攻击性的1/10。

3、“妈妈，我希望你做自己”

课程进展不错，几位家长倡议孩子们建一个没有家长参与的交流群。

但之后的补充倡议坏了事：有家长建议邀请一两位在场老师参与其中。

“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这不就是监视吗？”一位女孩生气地说。

“接纳”和“改变”已经成为这些家长的高频词汇，毕竟家庭环境“出错了”，孩子病了。

然而，纠正的道路，并非尽能如愿。

共训营进行了一半，一位母亲依旧无法把女儿请出房间 —— 孩子们都相约去逛街了，女儿还在房里昏睡。

像往常一样，她遛弯、跑步、深呼吸调节情绪，再度请孩子起床，女儿的拒绝将她又打回谷底。

学国学、健身……她几乎遍尝，依旧陷入死循环 —— 她和颜悦色，女儿愤怒反抗，她强行调节焦虑……

这位母亲找志愿者邹峰聊天，陪伴经验丰富的邹峰提出了她意想不到的观点：你的和颜悦色，其实并不是放下，而是焦虑。

邹峰找了这位母亲的孩子聊天，发现孩子表达活跃，却在母亲介入聊天时，迅速萎蔫，一言不发。

邹峰给出的建议是：在孩子的成长上，母亲需要进一步撤退。

当晚，这位母亲主动告诉女儿：从今天开始你服药，我不再递给你。

女儿欣然接受，并在当晚弄清了药物资料。

服药自主权下放后，她发现女儿变了。女儿不慎崴了脚，却还是要和小伙伴参加次日的集体活动。

尽管第二天女儿没有兑现承诺，这位母亲依然觉得：这是好的开头。

放手与否的矛盾，几乎如影随形。

在餐厅里，韩青主动提出想要负责点菜，母亲愉快地一口答应。但韩青说出的好几个菜名，都被母亲否决了。

用餐时，韩青的母亲主导着各个餐盘的摆布，还勉力往韩青碗中送去她觉得有营养的菜，可韩青被其中一块辣椒呛到咳嗽，母亲变得慌乱……

陈浸的母亲方捷也自称不焦虑了，因为“孩子已经好转”。

陈浸情况最糟时，曾在一次母子争吵后，大声喊出：“我要杀了你！”

一家人在无可奈何之际铤而走险：顺应陈浸心愿，让他搬出去独自居住。

父亲在获得他允许的前提下去照顾起居，母亲偶尔探望，夫妻俩从不在那里过夜。

陈浸外出独自居住的4个月里，方捷报名学习心理学课程。终于有一天，陈浸开口说想搬回家里住。

方捷记得一个儿子归家后的画面 —— 母子俩平静地并排坐着喝酒，儿子突然说：“妈妈，不知道为什么，我极度缺乏安全感。”

方捷心痛而欣慰，起码她重新成为了儿子情绪的出口。

然而，方捷的内心或许没有自己所想的那样无懈可击。

共训营最后一天下午，陈浸消失了。方捷打不通孩子的电话。

好不容易接通，孩子懒懒地说：在吃饭，希望一个人安静。

方捷说：早点回来。

电话挂断后，方捷询问下得知，昨晚交流会，陈浸或许是因为某个孩子的发言引起共鸣而情绪波动，上半身不住战栗……

听罢，方捷和爱人决定去找孩子，确认孩子无恙后，悄悄折回。

为人父母的尺度，对于这20个家庭而言，是需要精准拿捏的话题。答案，或许就在每一位孩子心中。

每次万言的母亲问她需要什么帮助，万言总说：希望你做自己。

什么是“自己”？

万言给出的答案是：

不要再做那个高高在上的家长权威，也不要再做那个因为孩子病了就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做一个最真实的成年人。

4、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今年，韩青独自去成都参与“复学计划”。

复学，难以坚持，调整再复学……她勇敢地在这个困顿的循环中不断尝试恢复社会功能。

但在父母面前，她轻描淡写，举重若轻。

就像一位主讲人秋月在讲座上所说的，“这个战场血流成河，但除了我没有人能看到”。秋月曾是重度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而转头看看家长们的推断 —— “孩子认知疾病能力不足，自救意识不足。”这是父母们提及最多的。

真实情况恰是反面。

记者留意到一位女孩向主讲人提了一个专业问题：青少年单相抑郁症转化为双相情感障碍的概率是否真的很高？

显然，女孩在思索自己疾病的未来。

记者与陈浸沟通时得知，得病后的几个月，他偷偷阅读《变态心理学》、《犯罪心理学》。

他想知道对人友好的他对待生活的恶意究竟从何而来。

韩青和万言也在尝试着寻求认知行为疗法等自我解救的道路。

在某种意义上，家庭所给予的最好帮助，或许仅仅是“陪伴者”的本来含义。

袁然然又“失踪”了，回青旅时带着好几件新衣服。她和老袁解释：这件是给老妈的，那件是给外婆的……

老袁看着女儿，这次没有责备 —— 虽然这又是一次女儿释放压力的疯狂购物，但这是她很难得的一次为家人采购衣物。

距共训营结束还有1天时，袁然然打算提前撤退，这次她没有不辞而别。她告诉了老袁，希望父亲和她一起回家。

老袁尊重了女儿的想法。临走前，老袁摸着女儿的头，玩笑似地说：

“早知道女儿会因为失恋发展出心理问题，就应该教教她怎么谈恋爱，而不是一直补文化课。”

20个家庭之中，另一对父女组合是谭谈父女。

有人问起她母亲为什么没有同来，她的答案都是：妈妈工作太忙，她也很难因为参与这些活动被改变。

实际上，就在共训营结束前那晚，从未在群里发言的谭谈母亲写下一段长长的话：

“我很高兴孩子能利用这个机会有个情绪的出口，有个公共场合释放自己的攻击性……

我愿意成为我女儿攻击和推倒的目标。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这位未曾露面的母亲道出了缺席的真实原因，她觉得自己仍有控制孩子的心理，因此自发离孩子远一些。

彼此多一些信任，究竟会怎样？

万言的妈妈在女儿病后开始“追星”，追的是年逾五十的郑伊健。

她带着女儿一边四处求医，一边在各个城市机场体验粉丝接机；女儿也常常帮母亲所在的粉丝团发布推文。

母女俩把看病过程视作“游历”。

课程最后一天，陈浸破天荒早起。他见到记者，欢喜地伸出手，想要击掌。

课程结束后，陈浸对父母提出：想在杭州再逛逛。

等父母回家一天后，他也顺利归家。

母亲方捷在群里留言：返程时其实已经没票了，我们在家坐立难安，但陈浸顺利说服了火车站层层关卡的检票人员，上车补票。

看来他比我们想象中强大很多！

3天后，陈浸又独自出发去湖南听张嘉佳的讲座了。

孩子告诉母亲，自己喜欢像他一样的丰富人生。

那一刻，方捷坚信：

“我的孩子不是病人，只是需要更多时间探寻生命的意义。我要慢慢走，陪他看看风景。”

（全文转载于：心理提升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