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依赖，一般又称为手机成瘾、手机使用障碍或问题性手机使用，是指在无成瘾物质条件下的手机使用失控状况，主要表现为过度等不当使用手机对个体带来明显心理、社会功能损害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对于手机依赖的实证探讨依据的理论基础均源于网络成瘾，因而此处对手机依赖问题的理论梳理同样基于网络成瘾。网络成瘾的发生率约为5%，考虑到手机已经成为当代人的首要上网设备，我们推测手机依赖问题的发生率与之相仿。

整合模型揭示手机依赖发生机制

网络使用的补偿理论（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theory）认为，如果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处于消极状况，那么他就有可能通过使用网络来逃避当下现实，以实现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需求，从而增加产生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基于该理论，如果现实环境让个体感到不适，那么他就有可能通过使用手机这一上网设备来逃避现实中的困境，从而出现手机依赖问题。不同群体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能面临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例如，青少年可能面临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以及学习困难等学习生活中的常见问题；成年人可能面临恋爱婚姻、经济收入、职业选择、生涯发展等日常生活中的普遍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手机依赖的产生。环境因素对手机依赖的效应不仅具有同时性，还具有继时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早年的生活环境因素也能够显著预测个体在以后人生阶段的手机依赖状况。有研究发现，儿童期遭受的忽视和虐待情况能够显著预测大学生的手机依赖问题。然而，网络使用的补偿理论更多关注现实环境因素对手机依赖的主效应，而忽略了个体因素对手机依赖的重要影响。

网络成瘾的I-PACE模型（Person-Affect-Cognition-Execution Model）则侧重于强调个体因素对手机依赖的影响，认为生理、人格、情感、认知和执行功能等个体因素能够显著预测网络成瘾问题，且这些个体因素彼此间的交互作用也能够显著预测手机依赖问题。例如，在个体人格特质方面，刺激寻求、妒忌、情绪控制、物质主义、气质类型等均能显著预测手机依赖。然而，该模型忽视了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其对个体因素的划分也存在一定问题。该模型将个体因素划分为P（Person）、A（Affect）、C（Cognition）、E（Execution），尽管这一分类方式有其相对系统的思考，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显然是缺乏理论依据的。该分类中涉及的某些变量，可以同时划分到不同的类别中，如该模型中提到的一些人格因素既可以归为P类也可以归为E类。这种个体特质分类方式的模糊性容易让人产生困惑，也较难起到理论所应有的指导实践的作用。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可以将个体因素划分为相对稳定的特质性心理因素（如人格特质）和稳定性相对较弱的状态性心理因素（如心理健康状况）。研究表明，孤独感、抑郁症状、担心错过、无聊感等状态性心理因素，能够显著预测手机依赖问题。

根据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我们提出了环境因素、状态性心理因素、特质性心理因素与手机依赖的整合模型（如图所示）。与单方面关注环境或个体因素对手机依赖影响的理论不同，我们提出的理论模型不仅整合了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作用于手机依赖的有机动态过程，还将个体因素区分为特质性心理因素和状态性心理因素，并清晰地界定了两种类型的个体心理因素在环境因素作用于手机依赖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由此可以认为，该模型能够相对全面并直观地帮助人们了解手机依赖的心理发生机制。

手机依赖对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手机依赖反映了个体对于现实问题的逃避，因而它可以被视为一种非建设性的消极应对风格。根据应对风格理论，如果人们消极被动地处理在生活中面临的问题，而不去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那么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会更差，心理健康水平也会更低。

手机依赖可能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内化问题造成显著影响。例如，一项针对土耳其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一项针对澳大利亚成人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伴随着消极情绪等一系列反映低幸福感的指标；一项针对黎巴嫩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和感知到的压力显著正相关。此外，针对我国青少年学生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学生的抑郁和自尊水平。

目前探讨手机依赖与个体心理健康外化问题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有研究依然发现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显著关联。例如，一项针对3万多名美国人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水平高的个体更有可能存在饮酒和危险性行为等；一项针对沙特阿拉伯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能够显著预测网络欺凌行为。此外，在人际关系方面，智能手机的问题性使用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在学业表现方面，智能手机的使用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不仅如此，手机依赖还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感知到的生活意义感、睡眠质量等。

环境因素在手机依赖对个体造成消极心理影响过程中可能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基于进化心理学的理论观点，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发展都是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而，我们在分析手机依赖行为对个体造成的心理影响时，不能忽视环境因素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已有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我们针对国内青少年群体的研究表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在手机依赖和抑郁的作用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积极因素，能够在这一作用过程中起到缓冲作用；另一项研究表明，同伴关系能够在手机依赖作用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过程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积极的同伴关系在这一作用过程中起到了保护性作用。

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推测，环境因素能够在手机依赖影响心理状况的过程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我们在分析手机依赖对个体造成的心理影响时，有必要综合考虑个体所处的各种社会和生活环境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以及工作等各方面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人们的现实状况和心理健康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被看作一种消极的环境因素。而根据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理论基础，我们推测，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消极环境因素一样，会加重手机依赖对个体心理状况造成的消极影响。

由此可见，手机依赖对个体造成的消极心理影响涉及方方面面，不仅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内化、外化问题，还能够预测个体的价值观、学业表现、睡眠质量、人际关系等，并且这些消极影响在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被试中都广泛存在，即手机依赖的消极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群体中普遍存在。此外，环境因素能够在手机依赖对个体心理状况造成影响的过程中起到重要调节作用，具体而言，良好的环境因素能够缓冲手机依赖对个体心理状况造成的消极影响，而消极的环境因素会恶化手机依赖对个体心理状况的消极影响。

提出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思路

由于手机依赖问题的出现时间相对较短，学术界和研究者对于其是否具有病理性成瘾特质还存在争议，对该问题的探讨目前仍处于初期的理论研究阶段，相对成熟并得到广泛认可和实施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及方案则更少，这对手机依赖问题的应对与矫治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在这里，我们针对手机依赖问题产生的心理机制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思路。

一是针对环境因素的预防和干预取向。根据网络使用的补偿理论，人们之所以会产生网络成瘾问题，一个重要的诱因是他们的生活并不如意。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消极因素，会导致个体产生网络成瘾或手机依赖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识别这些消极的外界环境因素，并尽可能减少这些消极因素的产生，就有可能避免个体出现手机依赖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可以以群体为划分对象，了解不同群体面临的具有典型特征的不良现实因素，进而针对不同群体的现实压力提出具有独特性的预防和干预方案。

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虽然能够以人口学等特征划分各类群体，但每个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又都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在对个体的手机依赖问题进行干预时，应该“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切不可一概而论。例如，虽然同属于青少年群体，但是每个人面临的压力各有不同。有的青少年面临的现实压力可能主要源于学业，学业倦怠等问题可能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感受到较高的自我价值，进而驱使他们通过使用手机中的游戏等应用来逃避这些问题；有的青少年面临的现实压力可能来自同伴关系，人际沟通技巧的缺失让他们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和他人进行积极的人际互动，进而导致他们通过使用手机中的社交网站软件来逃避和弥补这一现实状况；有的青少年面临的现实压力可能来自家庭因素，父母间的冲突或父母对他们的漠不关心，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因而导致他们通过使用手机来寻求慰藉。可见，仅仅针对环境因素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显然是不够的，不少环境因素也并非心理干预等措施可以改变。

二是针对个体特质的干预和预防取向。根据网络成瘾的I-PACE模型，具有某些特质的个体更可能产生网络成瘾或手机依赖问题。这些特质涉及生理、人格、情感、认知和执行功能等各个方面，我们按照心理学的一般范式将这些个体因素划分为特质性心理因素和状态性心理因素。考虑到特质性心理因素（如人格特质等）相对难以改变，具有某些风险特质（如冲动性高、自控力弱、情绪稳定性差等）的人群更可能产生手机依赖问题，在开展手机依赖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时，我们应该重点关注这些高发、易发群体。而对于状态性心理因素（如心理健康）而言，鉴于这些因素的可干预性相对较高，可以采取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的方法对其进行干预。个体的状态性心理因素是环境因素等远端风险因素作用于手机依赖的重要近端因素，对状态性心理因素的干预应该成为手机依赖预防和干预工作的重点之一，即通过全民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其中，认知行为疗法、正念训练和家庭治疗等心理疗法都是潜在的提高心理健康素质的有效干预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手机依赖问题而言，上述干预方案大多处于理论建构阶段，其临床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无论是认知行为疗法还是家庭治疗，都是从干预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应的方案，这与我们在文中论述的理论思路具有一致性。显然，对于手机依赖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工作，应该结合环境和个体因素进行全面考虑，并对不同群体和个人“对症下药”，才能有的放矢。

(全文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