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心网编辑：朱君）

精神障碍在一直在折磨着人类。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目前约有5亿人在与抑郁和焦虑作斗争。

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无论是恐慌症发作时的极度恐惧，还是对创伤记忆的焦虑，又或者是对强迫性仪式的恐惧。总的来说，心理健康问题占生活不便年数的比例在五分之一以上。

然而，尽管这些统计数据非常重要和引人注目，但它们所讲述的故事却忽视了硬币的另一面——现实是，有一部分精神疾病患者康复了，甚至恢复了健康。凯文·海因斯(Kevin Hines)的故事就是这种可能性的一个著名例子。在经历了多年的抑郁、妄想和偏执之后，海恩斯试图从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上跳下去自杀。当他离开围栏，试图跳入240英尺深的水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很后悔。奇迹般地，海恩斯活了下来。自那以后，他的心理健康问题得到了改善。现在，他是一名著名的自杀预防公共演说家，并著有《破碎，不破碎:自杀未遂后的生存和繁荣》（Cracked, Not Broken: Surviving and Thriving After a Suicide Attempt (2013）一书。

虽然一个故事不能代表每个人的经历，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关于精神疾病的重要问题：有抑郁、焦虑或自杀冲动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从这些困难中恢复、过上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有多大?精神疾病是如此可怕，如此具有腐蚀性，如此具有破坏性，以至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从精神疾病中恢复健康吗?或者，从精神疾病到健康的转变对许多人来说是可能的吗?精神病学、心理学和公共卫生机构目前还无法很好地回答这些重要问题。

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追踪症状或行为障碍之上。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那些正式评估治疗的人通常考虑的是治疗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了精神疾病的症状，而不是治疗在多大程度上带来了较高水平的幸福状态。这种区别不容小视，因为积极心理学的见解向我们表明，没有症状并不等于有良好的功能——消除焦虑并不等同于创造快乐、意义和对生活的满足感。

这种对减轻症状的关注对治疗的效果又好又坏。以减轻症状为目标的治疗方法促进了经验支持的对抑郁症和恐惧症等疾病的治疗方案和药物的发展。然而，许多使用这些方法的治疗的有效性目前已经达到了平台期——对于停止治疗的客户来说，残留症状和复发是常见的现象。对于治疗师和来访者来说，这样的情况仍然令人沮丧。

与“出现精神健康问题后获得健康的例子是罕见的”这一观点相反，10%的抑郁症患者达到了幸福标准。

所有的治疗师都知道至少有一些病人表现得特别好。公众也普遍知道那些克服心理健康困境、过上充满目标和幸福生活的人的故事。这包括巨石强森 (他患有抑郁症)和爱莉安娜·格兰德(Ariana Grande)(她患有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些名人。然而，在改善心理健康的前沿科学领域还没有收集到关于精神病理治疗后积极结果的系统数据。

我们的研究小组——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情绪和情感实验室——已经开始通过一系列研究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缺失。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在常见心理健康问题之后的第一次心理繁荣程度的评估。为了获得这些估计数据，我们做了两个实用的决定。

首先，我们需要一种用预先存在的有效评估心理繁荣度的方法。我们将心理健康——包括总体生活满意度、自我接纳、目标感和积极的人际关系等方面——作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并制定了相应的衡量标准。这些测量包括调查问卷，让人们对诸如“总体而言，我对自己感到自信”、“我知道我可以信任我的朋友，他们也知道他们可以信任我”等陈述的认同程度进行评级。

其次，我们使用国家数据集的大规模和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来计算那些没有经历过精神问题的人的幸福标准，然后评估有多少曾经有精神问题病史的人符合同样的标准。我们用来确定一个人在精神病理后“获得心理繁荣”的衡量标准是要求这个人不再被诊断有心理疾病的同时，也达到或超过标准样本中前25%的人所达到的幸福水平。

我们的第一个分析使用了MIDUS数据集，该数据来自对美国近3500名中年成年人的纵向研究。在这项分析中，我们想知道:在研究的第一部分中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的人，在10年后从这种疾病中恢复过来的几率有多大?他们报告的幸福水平能否达到非抑郁症患者中排名前四分之一的人的水平?我们发现，在研究早期患有抑郁症的人中，有10%达到了这一幸福标准(相比之下，在没有患过抑郁症的人中有21%达到了这一标准)。

经历抑郁并不会消除一个人在未来获得高度幸福的机会，只是会将这种机会减半。我们在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样本中观察到类似的数据模式，不过我们这次关注的是非致命的自杀企图。数据显示，在7年的随访中，那些在自杀企图中幸存下来的人报告心理健康水平较高的可能性是没有自杀企图的同龄人的一半。

客观地说，抑郁并不能阻止未来获得幸福的可能性

在分析2012年加拿大社区健康调查(25000名加拿大成年人的全国样本)的数据时，我们再次发现了类似的模式。在加拿大，大约10%的有精神疾病史的人符合我们“获得心理繁荣”的标准，相比之下，没有精神疾病史的人中有24%的人达到了这个标准。

然而，根据精神疾病的类型和表现的不同，获得心理繁荣的比率也确实有所不同。例如，有双相情感障碍病史的人(3%)比有药物使用障碍病史(10%)、抑郁病史(7%)或广泛性焦虑障碍(6%)的人的心理繁荣率低。

尽管这些数字看起来很低，但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对心理繁荣标准是相对严格的：我们可能没有包括那些可以说是“过得很好，但还不能够幸福生活”的人。在我们的研究中，67%过去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已经达到症状恢复的标准，这意味着他们不再符合特定疾病的诊断标准。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精神病理状态并不会对人类潜能施加绝对的限制。和许多研究抑郁症的人一样，我们也有过与抑郁症斗争的时期。在这些挣扎中，我们被告知，抑郁症总是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你必须学会接受它。这些消息听起来令人沮丧——而且，根据这些数据，它们似乎也是不正确的。

我们想，如果医生能同时向我们提供这个基本的预后事实——客观上，患有抑郁症并不排除未来获得幸福的可能性——那会对我们的治疗带来多大的帮助。

虽然我们不能代表所有的患者，但我们也不是唯一这么说的人。调查数据显示，患者群体努力在生活中获得幸福因素——无论是对生活的满意度、个人成长还是与他人的积极关系——与努力消除症状一样重要，甚至比后者更重要。

展望未来，传播准确的预后信息，传达全面的结果——包括慢性和残疾的可能性，以及获得心理繁荣的可能性——将为数百万与心理健康作斗争并为未来担忧的人提供极大的帮助。

作为一个长期目标，心理繁荣也可以更广泛地融入精神卫生保健的系统中。这可以采取几种形式，包括在治疗前和治疗中测量各种心理繁荣的表现形式，以更好地理解治疗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治疗师都希望他们的客户有一天能获得心理繁荣。但是，只有通过收集系统的数据，并将积极的功能和消极的功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我们的研究领域才会开始了解哪些治疗方法会带来健康，哪些不会。

拥有更多经济资源的人更有可能在精神疾病后获得心理繁荣

理想情况下，治疗师和他们的客户将一起合作，以发展对心理繁荣的共同理解。我们认识到，患者的目标和他们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各不相同。对一个人来说，它可能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表现;也可能是与伴侣建立亲密关系;对其他人来说，这还可能是积极参与当地社区的活动或找到建立个人优势的方法。我们希望，加强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将引发更广泛的对话，鼓励心理治疗师更好地将患者护理与患者目标结合起来。

也许有可能增加患有精神疾病后仍能收获心理繁荣的人的数量。随着更多数据的出现，我们将想要更多地了解是什么将心理繁荣者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是治疗的类型，具体的诊断，还是患者周围的支持和资源的水平或种类?我们早期的研究结果表明，一生中患有多种疾病的人，以及那些长时间经历抑郁和焦虑等心理疾病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心理繁荣的机会会减少。

我们还发现，拥有更多经济资源的人更有可能在患精神疾病后恢复健康。

我们默认的假设是有多种途径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心理健康。我们预计，一些通往成功的途径可能更加固定(例如，一个人的基因或经济水平)，而其他途径则更容易在人类的控制范围内(习惯或日常生活程序，或自我调节的策略)。

找到可以增加心理繁荣几率的可自我掌控的途径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研究前景，我们目前的估计只是当前现象的白描，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知道这些数据对于未来有何意义。

我们是时候重新设想精神健康保健服务了，这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将心理繁荣度作为一种心理健康的结果。新冠大流行时期凸显出亟待满足的精神卫生需求问题，以及传统精神卫生服务在满足这些需求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当我们思考提供精神卫生保健的新模式时，比如远程医疗、同伴治疗模型或基于文本的治疗，也许我们更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的治疗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