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心网编辑：马宁宇）

近日，胡鑫宇事件的尘埃落定，引发了关于青少年自杀的广泛关注。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自杀是10-19岁青少年死亡的五大原因之一。 青少年自杀，是家长、学校和社会的痛。胡鑫宇事件再次敲响了警钟：对于学生自杀问题，我们不应再讳莫如深，而是需要追根溯源，聚焦学生自杀所折射的社会问题，以积极的策略改进教育生态，培养内心强大而积极的孩子。 

日益严峻的青少年心理危机根据官方通报，胡鑫宇生前多次在书本、笔记本上写下负面情绪的文字内容，多次与同学说“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我是否存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可见，胡鑫宇很大可能有抑郁症或者更严重的心理疾病。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为17.2%，重度抑郁为7.4%。青少年心理危机已经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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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孩子已经变了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日趋严重，这背后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对于学校、老师和家长来说，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我们是否足够了解当下的孩子？

这一代的青少年有着明显的个性特征，他们知识面广、信息素养高，对话语权要求和个性化生活要求都很高，如果得不到满足，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同时，尤其是都市孩子，现实感非常弱，社会情感能力不足。 新冠疫情更是给他们的心理带来深层次影响。2021年底，一项覆盖全球8万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患有焦虑和抑郁症状的青少年增加了一倍之多。同年，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团队调查了30多万的中国中小学生，发现心理问题上升很多，大部分的孩子出现“四无”的状态：学习没动力、对真实世界没兴趣、社交无能力以及对生命价值无感受。 由此，我们便不难体会心理专家陈默的感叹——“中国孩子已经变了，老师和家长却还没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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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缺失所致的空心病过去，学生心理问题主要在于外部环境因素；现在，学生心理问题主要来自内部，包括高竞争感和高孤独感。 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中，“空心病”，即价值观缺失所致的精神障碍，越来越引起关注。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师徐凯文指出了空心病的七个表现——1.抑郁：从症状上可能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2.孤独：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感觉人生没有价值和意义。3.自我缺失：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早期症状是迷惘和自我认同问题。4.外部认同：从别人的肯定当中看到自己的价值，需要维系在他人眼中好的自我形象。5.被评价恐惧：对于被评价有着强烈的厌恶和恐惧，继发性的表现是对学习、考试的厌恶。6.自杀倾向：强烈的自杀意念，特点是“不是想要死，而是不知道为何要活着”；尝试比较温和、痛苦比较少的自杀方式。7.自我否定和厌恶：尽管获得现实意义上的成功，但依然有非精神病性的自我否定和对自己的厌恶和羞耻。  因此，心理健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用理应越来越突出——致力于帮助学生有效地面对成长过程中的挑战，促进身心和谐发展。

单一价值取向带来的高学业压力 胡鑫宇生前，还存在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困难等认知功能障碍，多门课程测试成绩靠后甚至垫底，并流露出强烈的厌学情绪。 在中小学生自杀案例中，“压力主导型自杀”占多数，这类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意志力被耗尽而失控。尤其对于高中生，学业压力是引发焦虑、抑郁、自杀意念的重要因素。《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随着年级的增长，抑郁的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小学阶段约为10%，初中阶段约为30%，高中阶段接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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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竞争环境降低心理弹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变成了孩子们的“噩梦”。学业压力，尤其是考试，成为学生主要的压力来源。 在应试教育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单一价值取向下，考试成绩、班级排名等单向度的评价指标，将学生的成长局限在具体的指标或数值上。在这样的高竞争环境下，学生对考试、排名、分数等有着更高的敏感性。 长期的高度竞争和学业压力的积累，会消耗学生的心理能量，降低心理弹性和学业弹性，即面对学习困难与学业挫折时,  感到虚弱无力、无法应对，并随之产生强烈的焦虑感。 一个现实是，学生自身来自学业的压力，老师作为评价者和监督者给学生的压力，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高保护、高管控带来的压力，这三重压力都在减弱着中小学生的意志力，并引发越来越多失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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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负担实质是消极的学习体验学生感受不到学习的快乐，得到的是压抑、痛苦，这背后除了教育价值取向的问题，还有教学方式的问题。 研究表明，影响学生的“负担感”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作业量、在校学习时间、课外补习活动、排名次等。而学业负担的实质，是学生面对学习任务与环境的一种消极体验。 其实，在学习成绩的喧嚣竞争中，掩盖着近半学生学习态度消极的现实。很多学校和老师重视显性的学业成绩，却忽略隐性的学习体验。调查发现，小学阶段大部分学生的学习体验是积极的，有愉悦感或成功感；但进入初中后，学生学习体验迅速消极化。 适当的学习压力是必要的，但一旦出现消极的体验，对孩子的成长就是有害的，会降低学生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包括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双减”政策的出台，正是为了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而所谓减负，并不是要弱化学校教育，而是要强化学校教育，让学校教育更加专业化、更加科学化，用科学的教育理念引领学生学习的方向、主导学生的学习过程。

紧张的家庭关系 在压力环境下，来自家庭的支持性亲子关系是青少年儿童的重要保护因素，能够显著缓解压力对情绪行为适应的消极作用。 但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缺乏关心和凝聚力、缺少相互支持和帮助，甚至矛盾重重，会导致孩子遇到困难后不能及时获得支持。关于家庭关系的研究表明，父母严厉惩罚、过度干涉和保护将导致或加重青少年的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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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孤独感、重情感负担的孩子

现在的孩子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承受着来自父母更多的期待。

有研究发现，华裔父母常在孩子身上使用“负罪感策略”，他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比如：“我们这么努力工作来给你提供一切，你为什么还不开心/成绩不好？”“我们这么辛苦，你就这样回报我们？”“你什么时候才能每天高高兴兴/成绩变好，这样我们才能开心起来。” 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基本上是六个大人爱一个孩子，集全家的财力和情感于一身。当代父母们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感情更多，让孩子们承受着更多的情感负担。当教育内卷越演越烈时，孩子们所承受的“得失”“挫败”要比父母那代人更甚。 同时，独生子女有着与生俱来的高孤独感。面对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性、不良家庭环境、不当教养方式和畸形的家庭教育观念，他们容易形成消极的人格特质，如孤独内向、 自卑焦虑、消极敏感等，出现认知扭曲和行为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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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的缺位但现实情况是，家庭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父母缺位，父母“教无能”“教无力”的现象突出。很多父母把“育儿”等同于“育分”，不重视家庭教育的科学性。当孩子出现心理或行为障碍，家长坚持“在学校出事就是学校的问题”等固有错误观念，将责任简单甩锅给学校。 在此背景下，2022年正式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将家庭教育从以往学校教育的附庸中解放出来，将家庭教育、家校共育提升到了立法高度。 于父母而言，需强化其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更新家庭教育理念，从传统家教走向现代家教，从孩子知识学习的监督者、指导者、控制者，走向孩子生命成长的陪伴者。 于学校而言，要发挥对家庭教育的引领作用，开辟家长成长的通道，提升家长的认知，探索不同形式的家校沟通、互助渠道。 好的家校共育，不是把学校变成家庭，也不是将家庭变成学校，而是让家庭更像家庭，学校更像学校，各负其责、同向而行。 

校园霸凌成“隐秘的角落” 2017年，针对国内近30个省市的青少年抽样调查报告显示，约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被校园欺凌过，其中约4.7%的青少年经常被欺凌。 校园欺凌行为，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近年来，因遭受校园欺凌导致抑郁，甚至无法上学、出现自杀行为的学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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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教育与责任教育的不足作为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问题，校园霸凌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事实上，青春期本来就处于非常动荡的心理发展阶段，青少年在思想上处在从“依附人格”向 “独立人格”的过渡期，心智不成熟，特别是欠缺规则意识和对于个体生命的责任感。于是，面临诸如学习的负荷、青春期的困惑、升学的压力、家庭矛盾等种种困扰，就会出现情绪不稳、喜怒无常、冲动行为。 而另一方面，与知识教育相比，学校的规则教育与责任教育其实相对缺失。比如，有教师不清楚校园霸凌的定义，很多孩子对校园霸凌的恶劣性质依然没有特别明确的概念。这使得校园霸凌成为“不见光”的隐秘的角落，容易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在教会学生知识的同时，学校还应该通过建立一套行为规则及其教育体系，把做人与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教给孩子们，让学生养成底线意识，知道哪些行为是同学、老师、学校和社会不能接受的，以及这些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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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校能力亟需提升目前，校园欺凌的发生有低龄化趋势，给依法惩治和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校在面对欺凌事件时，处于政府部门与家长之间的“夹心”位置，同时承受两方面压力。这使得在面对校园霸凌案时，学校或教师往往“重堵轻疏”，对学生的不良行为一般采取简单的惩罚或直接劝退，不能根据学生的特点及时引导，提前预防。 2020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对学生欺凌进行了定义，并进一步明确了学校以及监护人的职责。2021年实行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明确教育惩戒不是惩罚，而是教育的一种方式，强调了教育惩戒的育人属性。这都为学校依法治校、依法治教提供了支撑。 学校也应从校园安全领域、学校危机管理、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提升依法治校能力，并发挥教师依法执教的作用，让教师成为校园欺凌最好的“灭火者”，为全体师生提供安全贴心的守护。 

异化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本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底色，对学生成长和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近年来因师生关系恶化引发的事件屡屡发生。 比如，近日，一篇题为《衡水二中学生的发声，救救我们》的文章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文章以衡水二中学生的口吻自述称，自己遭遇体罚受伤就医，还因抑郁问题休学。 过去，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生关系并不仅仅是角色关系，还要投入自我情感。学生因为“亲其师”，所以能“问其难，信其道”。 在社会大变化的背景下，师生关系开始嬗变，变成了社会化的市场关系。这背后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学校规模的扩大和集中，导致大家的关系陌生人化，教师“补课”形成的社会负面印象，家长对学生的溺爱等。 而且，一些极端事件显示，出于责任心去管学生，可能带来伤害性后果。这样，为了降低风险，便产生了“上好课可以，其他跟我没关系了”的心态。在这种氛围下，教育越来越像只关乎升学的竞赛，学生的敬畏度下滑，教师也有了分化。重点学校的教师，家长和学生必须表现出足够尊重；而普通学校的教师，地位则自然下降。于是，在以分数为导向的教育理念下，师生冲突不断显现出来，且引发严重的后果。 比如，“学困生”和“问题生”是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他们渴望获得认同。而长期被忽视，遭遇不平等对待，个性得到压抑，就会采取极端的方式来处理。当教师在师生互动中给予消极反馈，就会引发学生的对抗与疏远行为。 而温暖、卷入和支持性的师生关系，能够带给学生安全感、存在感和归属感，有利于弘扬学生的个性。当下，放下教师权威，建立平等的关系，让孩子站在学校中央，已经成为教育共识。走向真正独立平等、分工有序、共生共学的新型师生关系，成为学校的重要使命。

（全文转载于：新校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