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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了。该法首次在国家法律中出现“精神障碍”这个专业术语，法律的最大亮点在于明确了精神障碍者住院治疗的“自愿原则”。

法律实施后将面临哪些问题？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将产生哪些影响？

记者专访了全程参与立法的北京大学卫生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和起草专家之一、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

解读

四类人可送治精神病人

    杨甫德院长说，《精神卫生法》出台前，法律上没有关于对精神障碍者收治的规定，业内采取的态度基本上是：如果是病情严重的病人自己来看病，医生会建议其请家属一起来，并由家属来决定其是否住院治疗;如果是家属将病人送来医院，医院就可按程序收治。极特殊情况下，比如有肇事肇祸行为，才会由警察送治。

《精神卫生法》实施后，法律只规定有四类人才可以将精神病人送诊。病人在什么场合出现的问题就按当时的情况来决定由谁送治：如在家中发病就由家属或身边的人送治；在单位出现问题由用人单位来送；在公众场所出现肇事肇祸由警察送治；如果在公众场合被发现疑似精神障碍，就应由民政部门送治。

    孙东东教授说，对精神病人的管控是政府的责任，应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畴，发现病人要登记和上报，这在《精神卫生法》中有规定。如果因个人因素可能对公众造成威胁，必须对个人实施强制措施，全世界都是这样。

启动“非自愿”程序 监护人是决策人

    杨甫德说，一旦精神病人的行为对自身或公众造成或即将造成危害，将对其采取强制入院治疗，但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包括谁来为已失去行为把控能力的病人做主？符合什么条件才考虑“非自愿”？如何审查？病人不同意如何救济？

    法学界认为，病人是最终法律明确，对给社会和自身造成危害或即将造成危害的重性精神病患者采取“非自愿住院”原则，其监护人是最重要的决策人。

    杨甫德解释说，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监护人都是病人的家属，大多都很负责任，患者出院后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家里。只有在病人有危害行为，而其监护人不同意其住院治疗时，才会请求公安机关协助。

 

 医院可能怕担责消极治疗

   孙东东强调，全世界对于医生的出错都是给予最大的宽容，只要不是故意为之就不应承担过重责任。

    如果对医生要求过于苛刻，结果就是很多医生很可能为了规避责任对病人过度检查。孙东东教授最担心的是，法律开始实施后，医院为规避责任，怕当被告，对病人消极治疗。使明明应该住院的病人无法住院。

孙东东教授认为，必须在制度上给予保障，比如给医生一定的诊断期限，在诊断和选药上给医生自由裁量权等。

“只有将非精神障碍患者‘故意’作为精神病人送入精神病院治疗的，才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孙东东说。

心理咨询师不能再诊断精神病

    杨甫德说，按照《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只有精神科医师才能为精神障碍者诊断。目前，约有90%的心理障碍病人都在综合医院就诊，针对不同症状分散在不同科室。

   5月1日后，综合医院医生不能再对精神障碍者作诊断。如果有精神障碍者到综合医院就诊，首诊医师应建议其先去专科医院就诊，确定治疗方案后，再为其提供辅助治疗。

   杨甫德认为，心理咨询应转变理念，一是为已被精神专科医院确认的病人提供配合心理服务，同时应把重要精力放在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上，可以为出现学习、感情困惑的普通人提供心理帮助。

    孙东东说，重性精神病的急性期实施住院治疗，3个月后病情缓解后，应让其尽快回到社区，未来精神病的康复会沉到社区。医改将来要与社区康复挂钩。要有大量的社会工作者负责照顾病人，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对病人进行治疗和心理辅导。社区将来会建“精神病人托管站”，家属早上上班时把病人送过来，病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有人照顾其吃药，晚上家属下班再把病人接回去团聚。

 

正在制定 相关配套管理办法

   杨甫德说，《精神卫生法》明确了对精神障碍者入院治疗的送诊、诊断、入院和出院的程序，要使法律规定便于操作，还必须要配套一个工作规范或管理办法，内容包括：对医疗机构要明确诊断资质、诊断时限、诊断条件等；对“非自愿”的标准要有明确界定。

    另外，要制作统一规范的文本，包括病人或家属的住院申请书、医院的住院通知单、病人住院期间医院的责任义务、对病人隐私权的保护、病人的通讯会见权利等。同时，对隔离约束要有明确规范，什么情况下隔离约束，如何启动，启动后如何解除、谁下医嘱等，都应有全国统一的标准。

    此外，管理办法还要规范疾病报告、心理咨询、综合医院如何开设精神科或心理治疗门诊、康复机构如何建等。

记者 汪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