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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是中国的千古智慧。中国的传统文明之所以能几千年绵延不断，人情的维系作用不可忽视。朝代可以更替，人情始终未变，社会由此存续。血脉相连，人情温暖，这是一个让中华民族骄傲的传统。然而，如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于物质化、利益化，使得人情已经有些异化，更多地被赋予了金钱、利益的属性。如今的人情更是经常披着请柬和红包的外衣骤不及防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而参加宴请活动所送的红包在很多地方干脆讲成是“送人情”。如此人情往来是我们每个国人都要面对的事情；如此的人情困局，更期待我们每个国人来破解。

 

 

 

人情要讲，但不要被人情所困

中国是最讲人情味的民族，在农耕文化时期，那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都比较落后，盖房子、娶媳妇都是头等大事，仅仅一家一户是很难完成的，所以有谁家办喜事，亲戚朋友都上门来帮忙张罗大事，有的还附带着送点礼、出点钱，帮助这户人家把事情办圆满。这其实是一种原始的互济互助的形式。每个地方、每个时期人们对于这送出去的礼和钱都有不一样的说法，从“份子钱”到“礼金”到现在干脆直接称之为“送人情”。

“人情”的N张脸

中国古代时期，并没有流行“送人情”的习俗，人们习惯送东西给新人。直到清末民初，“送人情”成为上流社会举办喜事必不可少的项目，尤其是满族八旗，为了体现身份更讲究“送人情”的礼节。老舍先生的小说《正红旗下》就描述过家里为了凑“人情”发愁作难的情景。解放初期经过废旧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流行“送人情”，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婚丧嫁娶的形式特别简单，亲朋好友送的东西也只不过是一些锅碗瓢盆等生活必需品。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渐渐复苏，又开始出现“送人情”的风潮。发展至今，“送人情”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事情。

在中国，人情既是最可靠，又是最不可靠的；人情是最没有成本，又是成本最高的；生意场上不讲人情，又处处不得不用到人情；人情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冲突，又往往造成了更大更深的矛盾……

人情就是份祝福，给人温暖。

刘女士经历了一次婚姻的失败。当她第二次走入婚姻殿堂时，她既不想惊动朋友，又觉得有必要给一直关心着自己的朋友们一个交代。于是，她邀请朋友们在一家大酒店聚会，事先没有透露任何再婚的消息。当她把爱人介绍给大家，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一方面为她高兴，另一方面也为空手而来感到失礼。让刘女士意外的是，当晚回到家里，发现手提包里有个信封，里边装着2000元钱和一张纸条，信封是旧的，显然是临时对付的，纸条也写得有些潦草：“我们临时凑了点钱，拿不出手，只是表达我们的心意，愿你们幸福！”

人情是枚流弹，想躲也没法躲。

２7岁的唐先生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每月工资也就2000多元。他说，平时，2000元的工资还要算计着花才只够自己的日常开销，而仅几天时间就送出去近一半收入。他自叹：“剩下的日子，看来只能勒紧裤腰带了。”人情是场劫，凡遭遇必大伤“元气”。

人情是门生意，需要的是经营。

当人情成为一种商业化的市场手段，也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成本。中国式人情的发展逻辑就在这一点上发生了转折。中国式人情潜规则体系中的另一条法则便是：当你享受了人情的便利，也必然会为其付出相应的代价——首先是现实的经济成本。建立关系需要成本，维护关系需要成本。

人情是杯茶，人一走茶就凉。

一些掌权者在位时，逢年过节拜访的人可以踏破门槛，家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可一旦退位，甚至有的在快退休的时候，就会“门前冷落鞍马稀”。不少官员在退休后感叹“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一些落马贪官可能更能体会“人情冷暖”的真实含义。

本来，礼尚往来乃中华民族之传统，是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但当人情越来越弥漫着浓烈的金钱味，直至变成负担，把人情当成债务时，就不得不需要反思了。

变味的人情

一份“你为人情消费所累吗”的调查显示，受访者每年的人情消费层次，主要集中在1000元~6000元，其中有两个消费区间占比最高：花费在1000元~2000元区间的受访者占16.8%，花费在2000元~3000元的受访者占15.7%。但也有19.1%的受访者每年人情消费超过了6000元。调查中，53.2%的受访者感觉人情消费给他们造成了沉重负担，其中15.6%的人认为负担“很重”。认为人情消费负担“不太重”的占5.6%，认为“没负担”的只占3.1%。

 

人们进行人情消费的对象主要是：朋友、亲戚、长辈、同事或同学，还有领导、老师及一切社会关系。人情消费种类繁多，包括：婚嫁送礼、逢年过节送礼、添丁送礼、同学同事聚会、压岁钱、生日寿辰、祝贺乔迁、看病求医、职场打点、升学拜师等。

将中西方对人情的表达方式进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西方国家，人情往来纯粹以实现快乐为单一目的；而在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中国，附加着更多额外的功能性色彩。

看病要给医生送红包，孩子上学要走关系，连学车也先要给教练塞上几包好烟……本来正常的职业职责，已经成为灰色利益的来源；在商业领域，中国企业要花大量的时间“做人的工作”，中国老板要花大半的时间应酬于酒局饭桌——人情关系与商业法则之间的矛盾，让企业家们左右为难；当与利益之间建立起可以相互转换的地下通道，简简单单的“人情”二字，也被注入了新的内涵：一种囊括了情义、地位和利益的交易载体。人情成为一种债、一种负担，束缚了中国人的生活，挤压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空间。

人情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潜规则。当公共规则可以由于人情产生巨大的弹性，不公平状态也就随之产生。处处讲人情的社会现实，演变为谁的朋友多，谁的权力大，谁就能得到好处。而势力最大的，又往往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的官员。于是，人情的极致就演变成对权力的崇拜，因为权力不再为公众服务，而是为人情服务、为个人服务。反过来，这种官本位思想，又刺激人情风愈演愈烈，陷入了被人情所困的恶性循环。

中国人历来讲究礼尚往来，认为来而不往非礼也，把人情作为社会的最主要联结纽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直接、最稳固桥梁，自然不会对别人满面堆笑送来的请柬予以回绝。

中国人办事，也历来讲究“圈子社会”“熟人社会”的潜规则。近年来社会上拼关系之风日盛，无论上学找工作抑或审车盖公章，普遍认为有了关系好办事，因此加倍注重“维护”同学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战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婚丧嫁娶中的人情往来和人情消费，便成为一种有效工具。人情越过礼仪的范畴，带来的只能是社会资源浪费和人情的异化。相互攀比、借机敛财、巧立名目、资源浪费正是人情异化带来的后果。

“人情风”之所以愈刮愈烈，还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一是社会的发展给人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提供了方便。比如发达的通讯、便捷的交通可以使亲朋好友间能经常联系，并有机会聚到一起。二是快节奏的工作生活状态使人渴望有一个和谐的人际交往圈。常来常往是亲朋好友之间共同的心愿，不互相走动，关系难免会生疏。三是有“往而不来吃亏也”的心态。想想看，亲戚朋友有事都去了，也出了不少“礼”，自家有事不操办一下，不往回收，岂不吃亏？四是一些领导借机敛财也助长了“人情风”的盛行。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人情往来，本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一种正常社会关系，包含着有事情大家帮，亲朋相互捧场的含义。当请柬成为炸弹，超负荷的人情消费使人情往来中钱的分量愈来愈重，让大家不堪重负，甚至走到被人伤又伤人的“打不破、躲不掉、花不起”的怪圈时，到头来必然是礼金更厚，人情更薄。

 

 

如何破解“人情”的烦恼

 

2012年底以来，中共中央接连颁布了“六条禁令”、“八项规定”等，既狠刹了“四风”，也将变了味的人情挡在了工作之外。

究竟该如何破解“人情”的烦恼？无奈的人们“发明”了不少招数，如红包里装礼金白条、纠合多人以拼单方式降低人均支出额度、托词出国旅游或外出公干潜伏逃避等，除了搏人一笑，并不具推广价值。其实，将不堪重负的人情之山从头顶搬开，釜底抽薪之法是易风易俗，改变传统人情及其表达方式，从根本上扭转将金钱多少来表达感情亲疏、在人情消费方面跟风攀比、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否则，你向我发“红色罚单”，我向你投“红色炸弹”，大家彼此为水涨船高、陷入恶性循环的人情消费而受累，唯一获利的只有饭店酒店。

礼尚往来本无可厚非，但当人情消费名目越来越多、花费越来越大，进而成为人们的一种负担时，就需要我们警惕了：当心人情因金钱变了味。在一定程度上，愈演愈烈的人情消费其实是人们攀比心理、补偿心理、敛财心理的集中体现，长此以往，大众苦不堪言，社会风气也会每况愈下。其实，人情往来并不仅仅要拿金钱来衡量，感情的投资更具性价比，花费最少，回报率最高。比如，逢年过节发个贺卡、打个电话或发条短信，道个祝福；遇有喜事送束鲜花；同行朋友利用双休日组织一些小聚会，交流感情；亲戚邻里互相帮助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劳务等。这样感情投资的“涓涓细流”，既不落俗套，又节约实惠，往往能起到比送金钱物质更加理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