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民健心网肖汉仕/陈福宗与您分享，祝您多点开心，少点烦恼！谢谢收藏)

       也许你曾经见到路边有个衣衫不整的人面无表情的站在路边，他在自言自语，嘟哝着一些你可能听不懂也不愿意去听的话，其他路人一样的，很快绕开了。其实，你知道吗？这个人非常可能就患有精神分裂症。

       由于汉语病名中的“分裂”两个字，人们常常会把精神分裂症和多重人格混淆在一起。事实上患者不是拥有更多的人格，而是某种程度上病前人格瓦解（break down）了。换句话说，熟悉这个人的会发现这个人和没有发病之前是不同的。患者可能出现认知、情绪、行为方面的改变。妄想和幻觉是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症状。

       所谓妄想，就是歪曲或不合理的信念，哪怕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念头是不合理的，患者仍坚信，难以改变。所谓幻觉，就是感受到现实 中不存在的事物，比如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幻听）或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幻视）。但并不是所有出现妄想或者幻觉的人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些其他疾病，比如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也会出现妄想或者幻觉。甚至一些正常人在某些特殊状态也可能出现幻听，如正在思念中的人听到他所思念的人讲话，愣过神来却发现这个人其实人不在身边。两个感冒患者的症状有可能是高度相似的，然而没有两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是完全相同的。比如两个都以幻听为主要症状的患者幻听的内容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笔者之一在教学过程中曾经多次请同学们大致估计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大部分同学都会低估这个数据。事实上，普通人群中每100个人中就大约有一个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会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而且，这个比例比较稳定的存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年龄一般在18岁以后，平均而言女性比男性稍微晚一些。理解精神分裂症存在的普遍性对于理解疾病本身可能非常有意义。比如英国学者Tim Crow就指出，精神分裂症可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副产品。简言之，在进化过程中我们获得了语言这种能力，同时人类作为一个群体也付出了精神分裂症这个代价。当然，Tim Crow的观点目前还停留在假说的阶段。

       之所以谈到Tim Crow关于精神分裂症的假说，是因为这种疾病的病因目前尚不明确。当下的主流观点试图从遗传和环境两个角度去理解这种疾病。精神疾患的遗传度相当高的。有趣的是人们在低估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的同时，往往倾向于高估他的遗传度。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子女都会患有精神分裂症。正好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健康的。平均而言，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级亲属（亲生父母、子女及同胞）中约有10%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间点可能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这并没有影响另外一个成为出色的工程师。当然，如果父母共患精神分裂症的情况下，子女患病的概率会显著地上升。我国尚缺少大规模的调查。北京回龙观医院是市属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有1300多张床位。从回龙观医院精神医学研究中心获取的参与过研究的351个患者的数据表明，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三代以内有精神分裂症的家族史。受到样本量的影响，这个数据的代表性还需要更大规模数据的验证。然而，这个数据至少提示我们，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程度没有我们常常想象的高。也提示我们，即便没有精神分裂症的家族史，我们未必能够对精神分裂症免疫。

        因为不了解，人们常常把精神分裂症和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在患者中确实有一部分是具有暴力倾向的，就像非精神分裂症患者中一部分人也有暴力倾向一样。毕竟没有理由认为这个疾病可以起到对暴力免疫的作用。某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确实表现出暴力倾向，也确实会伤害到公众。通常情况下伤害公众的患者大多没有获得有效的治疗，甚至从来没有得到过治疗。而且和伤害公众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可能伤害自己，比如出于幻听听到某种声音让自己伤害自己，或者因为对疾病的绝望而选择自杀。

       另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发现那些有暴力倾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儿童期有更多的行为问题，而具有较多行为问题的儿童，无论是否具有精神分裂症，长大后都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暴力行为。正如时任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所长Thomas R. Insel在2007年所言，绝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暴力倾向。换句话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和暴力能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媒体在报道2014年广东公交车纵火案的时特意列出嫌疑人的母亲具有精神分裂症，更多类似纵火案却似乎和精神分裂症沾不上边。

此外，和人们预期的常常不同，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一些类社会退缩的行为，比如整天呆在家里不出门。值得一提的是和伤害公众相比，他们常常以被公众伤害的对象而出现。比如2013年5月28日中国新闻网曾报告了题为《陕西榆林多名老人猥亵女精神病 百人围观无一制止》的新闻，其中记录了一个发病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众目睽睽下的不幸遭遇。

       虽然病因尚不明确，但是精神分裂症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目前治疗强调三早即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主要目标是减少临床症状和预防疾病复发。随着精神药理学的进步以及心理治疗、社区心理康复运动的发展，治疗目标已经扩展至改善患者功能使之可正常生活。

     基于目前的治疗方法，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能够治愈，另外三分之一的患者在药物的帮助下能够坚持工作和学习。也就是说，大部分患者能够正常的工作和学习，能够独立的生活。对于大多数患者，疾病本身给他们带来了痛苦，然而更多的痛苦是人们对于疾病的歧视。不少患者和家属为了避免歧视或病耻感而小心翼翼地隐瞒着自己或者家人的病史或者病情，甚至患者的配偶也未必清楚。

      南加州大学的Elyn Saks是法学院的资深教授，她在上大学时就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至今也是未完全康复，需要坚持治疗才能维持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受邀到Ted作演讲时，在谈到自己的康复时，除了提到自己的治疗外，她还特意谈到了解她并且知道她的病情的“美好家庭”和“美好的朋友们”，以及南加州大学极具有支持性的工作环境。由此可见宽容的态度和支持性的环境对于患者的康复和个人发展的作用。约翰.纳什是我们熟知的精神分裂症名人。

       笔者之一曾经请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研究生们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纳什生活在中国，他有多大的可能性做出那些成绩并且获得诺贝尔奖呢？”99.9%以上的答案是否定的。由此，应对精神分裂症除了医护人员和相关的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外，还有常常被忽略的作为“他者”的我们的看法和态度。在Ted的演讲中Elyn Saks教授提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精神分裂症本身，只是有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些患者中可能是你的伴侣、你的孩子、你的邻居、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对于弱者的态度是人类文明的试金石。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宽容、爱和积极的帮助是无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