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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东县杨桥镇中心学校  刘义勋

    1973年8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生抢劫，两名劫匪绑架了4名人质，在地下金库把他们关押了131个小时，最后劫匪向警方投降。
但奇怪的是，危机结束后，所有的受害者都声明并不痛恨歹徒，他们感谢歹徒对他们的照顾，一名女人质甚至还爱上了一名劫匪并与其订婚。相反，他们对警方倒很有敌意，甚至在警方采取营救措施时还对抗警方。
这起案件让人们大跌眼睛，心理学家由此发明了一个词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概括这一类心理特征：受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甚至协助加害人对抗解救他的人。
 
    初看起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不可理喻的现象，患者行为突破了社会道德底线，令亲者痛、仇者快，善者痛、恶者快。但实际上，这种心理的产生源于活命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劫匪是绝对不能得罪的，否则说不定哪天又被劫持甚至人头落地，而拯救者却是可以任意斥责的，因为无论你怎么攻击他们都不会有任何危险发生。这正是人性的弱点。
人们都有一种普遍的心理：如果一种痛苦太难忍受又无法摆脱，便自欺欺人地说，这其实并不痛苦，其实挺好。这样一来，人们就减少了心理冲突，内心就变得更安宁一些，虽然这是病态的安宁，但如果遭遇了绵绵不绝的痛苦，那么，这种病态的安宁可以让人们不完全丧失活下去的勇气。
    犯罪分子正是利用这一点，首先对受害人施加直接的威胁，使受害人意识到反抗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从而感到绝望，然后对受害人给予一些小恩小惠，使受害人对加害人赐予的哪怕只是一滴水、一碗饭也感激涕零。
向苦难认同，向加害者示好，只是一种暂时的生存手段，而绝不是人的本意。一旦他们意识到自己真的安全了，自由了，他们自然会彻底释放自己被压抑、被扭曲的恨意。
    我们虽然可以理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怪诞行为，但并不认同他们的做法。因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像癌细胞一样，如果扩散开来，就会腐蚀社会健康肌体，颠覆是非标准，破坏价值体系，正常社会就会崩溃，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与其去谴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是非不分，正邪不辨，不如去铲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土壤。建立高效法制社会，对犯罪分子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给老百姓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加大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充分揭露犯罪分子的丑恶面目，使犯罪分子成为过街老鼠，无处可藏，人人喊打，令人爱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