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民健心网肖汉仕/丁昆雯转载与您分享，祝您多点开心，少点烦恼！谢谢收藏）
        随着中国近些年经济迅速发展，人们对他人痛苦的关切程度也逐渐增加，对他人痛苦救济意愿也逐渐增加，伴随着对受疾病折磨的贫困个人和家庭以捐款捐物为主要形式的救济行为和慈善活动日渐增多。其中，既有2008年汶川大地震袭来之后的万众一心、全民救灾的民族壮举，也有平时对因病因灾陷入困顿、独木难支的具体个人、家庭的涓滴细流、润物无声的个人善行。

        这说明，中国人在个人温饱解决之后，也同样有对处于困苦中的同胞、同类有慈悲之心、善良之举。但是，作为精神科医生，我却觉得作为世上处境最艰难、一生几乎都在受精神疾病折磨且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精神科病人，理应得到每一个善良的人的关注、帮助和爱护。实际上，我们对他们的关爱却远远不够，而且他们的生存境况还有每况愈下的趋势。

       对精神病人而言，他们的很多痛苦是我们常人难以体会和了解的。

       首先，几乎所有的精神科病人都存在着安全感不好这一共有缺陷。安全感不好，造成他们既不容易信任他人，也不容易信任环境。不信任他人，可以导致患者与他人相处时的安全距离较大，过分防范他人，以致难以与人建立密切关系和深刻的情感联系，甚至形成自我封闭的行为模式。

        他们既缺少有坚实友谊基础的朋友，又难以与人进行亲密的合作。无论在学习、工作和家庭生活的任何方面、任何情况，他们都有因安全感不好而带来的不安、担心、痛苦和困窘，常有强烈的孤独感。

        同样，这些患者还普遍对环境中有潜在风险的事物有过分的担心，每当面对陌生的情境时，都会习惯性采取回避或逃避的策略，不愿主动迎接挑战或深入探索与了解，很难较快适应环境。而且，每当他们在这种情境中遇到挫折，都可能会以消极的态度和方式看待和应付，产生痛苦体验和强烈的挫败感，进而将类似的情境视为畏途，一概退避三舍，很难体验到获得成功的快乐。

        同样是基于其安全感不好这一缺陷，精神科比病人也普遍存在着经常或持续的焦虑之中。

        他们总是有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过分担心，如担心自己生存环境里有太多的危害性因素影响其健康、发生某些致命的疾病；担心自己在工作和学习中出现某些严重的错误，进而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担心其子女能力不佳而采取过度保护的的措施，要么越俎代庖代替其子女处理本该其子女独立处理的事物，要么直接限制其子女从事这些活动，造成其子女适应社会的能力不良；担心天气变化影响其子女的健康、罹患疾病而给其子女穿衣过多；担心其子女接触不利于他们成长和健康的同伴或事物，从而限制其子女的某些接触这样的同伴和事物。总之，他们几乎总是生活在不安之中。

        其次，绝大多数精神科病人将的精神活动过多地集中于自己的内部世界，容易陷入沉思和幻想，而对外部世界中生机勃勃、变化万千的事物、景象、生命现象关注不足或缺乏足够广泛而强烈的兴趣，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由好奇心而带来的生活乐趣少，自然使他们获取快乐的资源相对匮乏，在遭遇挫折而陷于痛苦之中后，很难找到自我排遣或解脱痛苦的途径。

         第三，精神科病人还普遍存在着不良的负性认知模式或倾向，以及由此而来负性情绪体验和负性行为反应。

        他们负性认知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习惯于发现、关注、体验人际关系和自然环境中的各种事物的缺陷、对他们的不利影响等负面信息，进而体验由这些负面信息带来的负面情绪，甚至将此种负面信息和情绪传播或传递给他人。

        经常关注和传递负面信息及相应情绪，既频频给他们自己带来主观的不快乐体验，也让自己周围的人经常感受到这些负性情绪。而且，他们更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更容易挑剔他人言行中的缺点，搜寻他人言行中让自己不爽的信息，并将自己与他人之间难以建立友谊或易于发生矛盾的原因归究于他人的“过错”。

        此外，正是由此习惯性地对事物的负性认知模式以及此后经常或持久的恶劣心境（即“不爽”的情绪状态），这些患者极易对其认定的“有错方”采取敌对的态度、立场，并极易爆发冲突。在我看到的见诸媒体的“路怒症”事件，没有一件不是此种负性认知、负性情绪和负性行为反应的结果。

        第四，精神科病人还常有由负性认知、情绪体验和行为反应决定的语言表达缺陷。他们不太善于赞扬他人，却经常对他人言行“横挑鼻子竖挑眼”或“鸡蛋里找骨头挑骨头”，易伤害他人，让人觉得他们故意找茬或作对。而且他们往往对他人有过高的期望和要求，让他人觉得难以令其满意，人们对他们常有“敬鬼神而远之”的行为反应。最终产生使病人成为“孤家寡人”的效果。

        最后，精神病人对外部世界变化的应付方式单调甚至愚蠢。由于精神科病人在成长过程中，既可能因为父母过度保护或限制的原因，也可能因为自身对学习新事物的兴趣和动力不足，未能学会足够丰富有效的应对外部世界变化或新鲜刺激的应付方式，似乎是“以不变应万变”，难以高效地调节其行为以适应环境。

        例如，他们有时想对周围人示好的言行都非常单调甚至愚蠢，让人觉得他们只会以“虚伪的殷勤”来待人，很难被人信任。所以，就精神科病人整体而言，他们的适应能力也较差。

        当然，精神科病人可能还有其他许多个性和行为方面的问题导致他们不招人“待见”，甚至因此整个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着对他们的成见、偏见和歧视。但我必须强调的是，他们是善良的，多数还是懦弱的。

        例如，有“被害妄想”的精神病人觉得是被他人误解而受到各种形式的的迫害，并首先采取躲避或逃避措施而不是反击措施。我常说，我见到的都是呈现弱势心态特征、有被害妄想的病人，却从未见过有呈强势心态特征的“害人妄想”的病人。即使是那些有肇事肇祸和伤害他人行为的病人，他们的犯罪行为也都是受病态心理活动影响，最初的目的也往往是求“自保”或“自救”。

        例如，我当年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工作时，曾经鉴定过的一个从西南边远省份农村到广州打工的农民“劫持人质”案例令我印象深刻：

        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因乘坐长途列车连续两三天未眠而患旅途性精神病，表现出被害妄想，坚信有人为夺取他随身携带的近千元积蓄而欲置其于死地，极为恐惧。在车上向乘警报警求助无效，下车后在广州火车站广场巡逻警察报警也未获重视及解救，遂在火车站旁的幼儿园门旁劫持了一名刚刚从幼儿园接孙女回家的中年妇女。她唯一的诉求便是让这个妇女“快报警”。他的思维逻辑是：我说我处于被害的危险中，你们不帮我这个乡下人。我现在通过劫持“城里人”人质的举动吸引你们注意，你们总该出警吧？你们警察来了，那些谋害我的人就不敢对我下手了，我就安全了。

        基于以上理由，我呼吁，全社会的人，请善待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