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间社会心理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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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按照心理学的普遍认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发展到3,000美金的时候就会产生剧烈的社会心理变化，也是其社会心理矛盾冲突最为严重的时期。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人均GDP在2005年只有1,703美金，而今年我们的GDP很有可能达到3,000美金，表明我们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心理学所说的3,000美金心理阈限。
其突出表现就是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不再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心理疾病的发生率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会超过其他的生理疾病，自杀率也会有所增加。
社会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过程，它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国的社会发展又与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有所不同，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应对策略。
以下我想从社会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几种比较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问题，并提出一些可能的对策：
在社会心理学中我们把它叫做归属感问题，它与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尊重有很多关系。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出现，人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陌生的城市和其他地方，造成了人们自己归属感的困惑。
很多的农民工已经不可能回到农村或者从事农业的工作，过去赚钱回家、衣锦还乡的心理寄托已经在实际上变得很不可能。这种无根的感觉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孤独感，无助感，和自卑感。
解决这种无根心态的办法，首先是要加强我们社会的包容心态，加速农民工城市化的进度，这就需要彻底解除户口制度的限制。
其次，加强社会团体及地域团体的联络和支持作用，形成人际之间的支持网络。
再次，鼓励年轻人的感情寄托和精神寄托，鼓励年轻人致力于精神需要的满足，如潜能实现，求知、审美、仁爱、尽孝，娱乐、体育等等。
在中国城市生活中对人们生活造成最大压力的是一种社会竞争感。无论是在升学、就业还是职称评定、职务晋升，普遍出现的都是千军万马蜂拥而来的压力感，中国人习惯的社会攀比和面子心态，使得很多人以几乎不理性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家人。
社会宣传和舆论导向也导致我们的社会以狭隘的标准评价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使得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竞争个人发展的机会。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社会转型的加快使我们感到一种无时不在的紧张，造成了人们过度的焦虑。另外，我国文化中的向上比较习惯，使得我们过多地以理想的标准和榜样来要求自己，忽略了对自己内心需求的审视，和个人能力的分析，非理性地强调个人的努力会改变自己的发展轨道。
还有，信息流通的加快和影响范围的无限扩大，使得很多属于区域的现象变成了全中国人民的标准和希望，这就使得很多人在脱离现实的条件下，做出过多的对自己未来的不理智预测。
解决的方法应该包括第一，控制人们不现实的欲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理性分析习惯。
第二，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意识，谴责和控制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和偏见。
第三，强调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同步性，以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来逐步地影响个人的目标和利益。保证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渠道的公开性、透明性、规范性，使得每个人起码都有同样的机会来获得自己需要的结果。
第四，宣传科学的多元化理论，培养个人发展的多样性，真正地形成行行出状元，差异出贡献的思想。
由于社会变迁和陌生感及社会规则的不公正，有人会产生一种受害心态，以受害者的情绪来分析社会问题，因此无论政府和他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都会出现怀疑、刁难、偏激、苛刻和对抗的反应。
这种被害心态不仅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底层的一种心理现象，在掌握一定资源和相对强势的阶层也有这种心态，富人痛恨仇富的社会，公务员抱怨社会的误解和不公，谁都觉得别人占了便宜，自己吃了亏。
这种心态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社会心理学中谈得非常多的根本归因误差问题，也就是我们在解释和分析他人行为的原因时，总是习惯于以外界的原因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比如说我是被逼的；而将别人的行为解释为他自己的原因，比如说他是自愿的。大多数的人都意识不到别人也是以这样的根本归因误差来看待自己。这种自我与他人评价的不对称性，是被害心态产生的主要心理机制之一。
第二种是普遍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感的不足，在官僚体制下成长的人很容易获得心理学中常谈到的习得性无助感。也就是感觉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会有任何的意义，因此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与我无关，而是由社会和他人引起的。这种无助感就使得人们不愿意也不想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解决这种社会心理问题，一是要突破个人的局限，不要总以自己的利益为参照点；
二是要彻底解除中国社会出现垄断各种资源的权贵阶层，避免权者通赢，赢者通吃的社会现象；
三是要明确每个阶层的利益预期，以制度化、透明化、法制化和规范性的手段解除人们心中的猜疑和不信任。
四是不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变成零和游戏，也就是说不要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得就是他人的失，或者是他人的失就是自己的得，双赢或者共赢才是真正的胜利。
社会普遍出现的被害状态往往会导致部分人的仇恨心态，造成攻击和暴力行为不断出现。在网络舆论方面不能以理性、宽容和平和的方式讨论问题，而是诉诸刻薄、挑剔及仇恨。
这种现象非常符合社会心理学中的挫折-攻击理论，也就是人在感觉到自己的目标和欲望满足在受到挫折之后，会出现情绪失控和攻击性倾向。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剧和权力腐败导致人们产生很强的失落感、相对被剥夺感及不公平感，这种社会现象会导致人们对社会的普遍不满，从而产生暴力攻击行为。
另外部分的原因是我们还是以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把自己的部分公民当做阶级敌人来对待。
解决这一心态的根本对策一是彻底告别革命的思想，强调民主和法制，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理解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下，改革和进步就是革命，民族和国家的强盛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第二要宣传纠纷解决的合法途径和方式，要在人民中间进行普法的教育，让每一个人知道在产生社会纠纷的时候，我们可以以理性、平和、合法的途径，寻得第三者的仲裁、和解和判断。
第三，要强化社会公信部门的职能和权威，包括检察、公安、司法、仲裁、民事等部门的功能和影响，彻底改变中国人民依靠清官个人解决问题的思想和习惯。
由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造成的新旧价值观间的冲突，以及价值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冲突，这就使得我们在行为的道德判断上出现很多迷惑，这种道德的不确定感很容易造成人们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批评认识和规范意愿。
解决这一问题的心理学方法，就是创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精神家园，也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与时俱进的信念和心态，这种信念不是由政府强加的，而是在文化市场的竞争中产生出来的积极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我觉得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积极元素，如仁、义、礼、智、信、孝、勇、廉等，都可以是很好的精神和行为价值观念。
总而言之，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心理问题，就是要建立多年来我一直提倡的适合中国崛起的大国心态，这种心态应该是种强调仁爱、平等、民主、理性、自立、宽容的人格特性。它应该是一种坚忍不拔的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力量，它也应该是我们民族所需要的社会心理特质。
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自序》中指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只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此所谓，大国崛起须有大国心态，用心之道方能解社会之困惑、破人心之迷茫，促国家之进步。
本文作者：彭凯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