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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巢青年”最近成为热议话题，据说规模已近2000万。

       这个群体远离故乡、亲人在大城市打拼，未婚单身没有家庭生活，独居让他们缺乏感情寄托。不少人将这种现象视为高房价等因素导致的社会问题，这种认知未免过于简单。

        虽然同为“空巢”，但与老年人在子女离开后的被动式“空巢”不同，“空巢青年”更多是自主性选择。

         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空巢青年”也居于农民工群体、半体力半技术群体或通常意义上的“群租青年”之上。拥有相对较高收入或容易从亲友那里获得支持，才使他们有能力独自购房或租房，享受“空巢”这种独处、私密的个性化环境。

        只是“空巢”给人带来独处的自由和其他私密偏好的同时，也会带来孤独感。“空巢”拉开了群己距离，同时也成为一种自我划定的牢笼。

        因此，“空巢青年”们往往需要面对暂时或长期脱离群体的寂寞感，这是他们必须承担的社会成本。

        “空巢青年”现象有着社会转型的背景。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社会的个体化、家庭的核心化和企业的小型化不可避免。

        初婚年龄推迟使大量青年处于单身状态，劳动力流动将已婚族类型化为迁移与留守的独处环境，家庭改变原来形貌而趋于多元化，后工业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强化了工作的专业性却淡化了集体协作性，这些都助长了个体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城市社区由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的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经历职业白领化、生活个体化，成为“空巢青年”。

        在后工业化过程中，由“空巢青年”衍生的个体化趋势还会传染到整个社会，比如在欧洲某些国家，大约1/4的人终身不会结婚。所以，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结构状态，甚至可能使“空巢”成为主要家户类型。

       正因“空巢”可能成为趋势，所以才需厘清：不是青年的“空巢”形成了社会问题，而是“空巢青年”将自己的生活问题社会化了。

       这是快速转型中的社会的基本特征：转型越快，受转型不均衡性影响的群体越容易感受到压力，由此也增加了对社会的诉求。

       也就是说，“空巢青年”在享受“空巢感”的同时，也希望社会生产出一个集体化的空间，弥补他们缺失的归属感和依赖感。

        既然“空巢”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居住安排，“空巢青年”们也释放出对社会的诉求，我们对家庭变迁背后社会建设意义的认知就需强化，以社区集体活动弥补这些人群流失的依赖感。

        当前，工业社会的大单位化、直接协作和面对面互动关系，已被工作场所的格子间转变为后工业化时代的小单位、间接协作和中介式互动，只有在家庭和企业之外建立起繁荣的社区，才能将转型中的“空巢”者较好地整合进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