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自强，男，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技术与应用》杂志主编。

      在一个世纪前，“心理建设”曾被孙中山先生作为“建国方略”之一提出，然而他未能将其付诸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最近10年的一些重要文件，反复提到“社会心态培育”、“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干预”等概念，这些都可以作为“心理建设”的一部分。沿着这一思路拓展，我们认为，当前有必要从更为宏观、更为正面的角度，将“心理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等并列对待。

  一、当前心理建设面临的艰巨任务

    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都取得了空前成就。然而，随着社会变迁，各种社会心理问题不断凸显并亟待解决，当前迫切需要将“心理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方面，是各种负面社会心态问题突出。随着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不断分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明显增加，当前出现了各种负面社会心态，包括失落的社会情绪、失调的社会认知、失衡的社会价值观、失范的社会行为等。例如，在社会情绪方面，存在“仇富”、“相对剥夺感”、“社会焦虑”等消极社会情绪；在社会价值观方面，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减弱，而个体主义价值观则在增强，物质主义价值观日渐盛行，诚信的价值观不断被破坏。

      另一方面，在一些关键心理指标上，国民心理变迁表现出“恶化”趋势。例如，我们课题组对大、中学生群体的近10项研究表明：过去10余年大学生信任水平大幅下降，反映出整体社会信任水平的衰落；同时，大学生体验到的孤独感在上升，得到的社会支持在减少；过去20多年里，中学生的心理问题在增多，焦虑、抑郁得分上升，自尊水平在降低。其他年龄群体（如老人）或职业群体（如教师、农民工）等，在某些心理指标上也有“恶化”趋势。

      这些社会心态问题、关键心理指标的恶化趋势等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已经影响和谐社会建设，损害人民福祉，甚至削弱了经济发展动力。这里以社会信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为例，说明心理变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影响。世界银行专家对29个市场经济体的研究发现，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单位会带来1.15%的经济增长。因为对他人或陌生人的信任，是开展商业贸易的前提，“信任圈”缩小，意味着经济活动减少，交易成本增加。我们的研究显示，我国大学生信任水平不断下降：信任分数1998年为80分，到2011年降为71分，下降了大约1个标准单位。信任是双向的，大学生信任水平的下降意味着他人和社会变得不再那么值得信任，社会信任在衰落。信任，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社会信任的下滑或许是当前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心理建设，不仅要应对负面社会心态问题、关键心理指标的恶化趋势，更要从正面培育健康、平和、包容、上进的社会心态，提升国民的幸福感、成就感、获得感等积极心理指标。为此，我们建议将“心理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体现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意志，实施系统的、战略性的“心理建设”工程，促进个体心理、社会心理的和谐发展。

二、“心理建设”思想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创新

      “心理建设”这一概念虽然并非古已有之，但是其思想早就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之一。《大学》中著名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及之前的内容都是就心理修炼或心理建设来讲的，它们构成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八目”刻画了中国传统文人由“内圣”（心理建设）而“外王”（治理家国天下）的进取之路；不仅如此，每个能进入“外王”层面，担当家国天下治理任务的人，也都重视民众的心理建设，将民心向背作为头等大事。

      把“心理建设”上升为建国方略之一的，则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在1917年开始写作的《建国方略》中，明确提出了“心理建设”的思想。他把国民“心理建设”列为建国方略之首，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心理文明。孙中山强调：“中国革命事业，实全国人心理所成。”“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一国之趋势，为万众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总之，他认为革命、立国与建国都需要以人心做基础，国民的心理建设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国家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群众心理的引导，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进入21世纪后，有关“心理建设”的思想愈益明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2006年）首次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向上的社会心态。”党的十七大报告（2007年）强调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年）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心理干预”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

      当前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面临着从“硬治理”向“软治理”，从“刚性治理”向“柔性治理”的转换。这种转换必然要求更多地考虑治理的技术方法问题，要开展细致的技术型治理，而非简单化的维稳或社会控制。心理学的策略和技术无疑是最主要的选项之一，且最能体现治理的“柔性”与“韧性”。可见，更多引入心理学的思想和技术，开展心理建设，应该被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

      就国际范围来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最重要引导力量。就历史使命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不懈努力，人民期待着国家走向强盛。就像诗人杜甫所描述的“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物质的富有是盛世的基础，然而，回想唐朝开元盛世，令我们震撼与骄傲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那种世界大国豪情万丈的理想、自信从容的心态、包容天下的胸怀、协和万邦的气度。杜甫如此描述——“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若要至此境界，当下我们不仅要积聚物质实力，更要凝聚心理力量。

三、“心理建设”作为国家战略

      综上所述，开展“心理建设”是应对各种现实社会心理问题，培育积极社会心态，增强心理“正能量”，创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心理建设”思想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是当今治国理政思想发展脉络的自然延续和创新。

      由此，我们建议将“心理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放在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对待的高度来认识和推进。鉴于“心理建设”本身尚属新生理念，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逐步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

      首先，开展系统的理论研究，充分论证心理建设的重要性、内涵、目标、可行性、策略与路径等。例如，心理建设的目标，至少应该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一方面，扭转一些关键心理指标的“恶化”趋势，解决各种负面社会心态问题；另一方面，促进国民幸福感、成就感、获得感等积极心理指标的提升，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

      其次，建构从宏观战略到微观实践的完整的心理建设方案体系。由于现实社会心理问题的多样性，不同国民群体各种心理指标变迁趋势的复杂性，国家除了制定心理建设的宏观战略，也要责成有关部门和专家围绕各类社会心理问题，针对重点人群、重点问题设计“专项心理建设工程”。例如，社会信任重建的专项心理建设工程，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心理疏导工程，等等。

      最后，在心理建设方面，国家要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举措。例如，实施“全民健心工程”，设立“全民健心日”以促进全民对心理健康的关注，普及心理科学知识。国家应该设立完整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针对一般人群和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开展服务。此外，要以企事业部门、社区等为单位落实心理建设战略，其中尤其要重视“社区心理建设”，打造以社区共同心理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注：本文原文发表于《民主与科学》（辛自强 (2017). 心理建设或可上升为国家战略. 民主与科学, 6, 34–35.），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ZD057)“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心理建设研究”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