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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心理问题产生的过程有什么规律？普通民众如何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支持防疫工作？著名心理学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教授接受人文清华独家专访，剖析疫情发展之下的心理问题。

一、疫情创伤后三大心理问题

彭凯平教授认为，目前社会公众仍处于应激状态中，真正严重的心理问题会在应激状态之后出现。疫情结束之后，很多人会产生一段时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即PTSD，这是指创伤性事件产生后，个体不能很好地适应，或无法很好地解决相应问题，从而产生的长期性严重心理问题。
彭凯平教授以9·11事件为例，指出在9·11之后，不仅参加了战争的人产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很多身处美国的普通人也产生了。
彭凯平教授特别提醒，在疫情结束之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出现三大类心理问题。

第一类，创伤性再体验症状，即重演事发时的负面感受，如做噩梦。“假设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个体没有完全处理好，那么个体将会通过做噩梦等方式重现与创伤有关的情境或内容。这是我们通常比较关心的创伤后心理问题。”

第二类，回避和麻木类症状，即社交逃避。“受到伤害之后，一个人很难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生活、社会关系、社会联系、社会习惯当中，从而产生社交退避。此时，这个人开始产生孤僻感，不与他人交流，冷漠无情，对于生活中的事情再也没有以前那种热情的反应。”此外，这个人还会产生记忆的丧失，即有意识地忘掉这段时间的经历，完全无法回忆起以前负面的体会。这些都称为社交障碍，其具体表现包括注意力涣散、社会关系淡漠、不想结婚、不理孩子、不理家人等。

第三类，警觉性增高症状，即过度敏感。“别人一旦提起武汉、肺炎，他立马就会产生反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长期保持愤怒。那么这个人就会对社会感到仇恨，对政府感到仇恨，对他人感到仇恨，甚至有报复的冲动和行为，包括自己伤害自己，伤害周围的人，开始骂人、打人等。”

彭凯平教授呼吁，对创伤后应激障碍要高度重视。“所以心理学的工作其实刚刚开始，现阶段可以称为整体的经验性劝告，以心理咨询为主，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提供一些说法，提供一些理论和概念。但是在未来，真正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之后，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通过聊天就能轻易缓解。这些人需要进行专门的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和药物治疗，而治疗工作的周期也很漫长。”因此，“战疫”之后，如何解决社会面临的心理问题，仍是道阻且长。

二、疫情之下是命运共同体，需互相支持

彭凯平教授指出，以前的心理学家认为，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只能发生在亲身经历过创伤的人身上，但现在心理学家发现，人们会产生一种替代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怀有同理心，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将别人的痛苦慢慢变成自己的痛苦，将别人的伤害慢慢变成自己的伤害，这就称为替代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在疫情影响下，对于普通公众，尤其是特别关注疫情的人或是自己关心的对象正好处在疫区的人而言，“虽然自己没有在疫区生活、工作，但是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也可以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人们无论是否亲身经历新冠肺炎，都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应激障碍。”
因此，面对疫情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更需要互相支持。

三、支持防疫工作，做好三件小事

那么距疫情较远的普通公众应该如何支持防疫工作？彭凯平教授认为，每个人做好三件最小的事，就是对防疫工作最大的支持。

第一是学会平衡。“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工作、生活、家庭、健康、事业，各个方面的平衡很重要，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面对任何事情不要过激、过度，取一个中庸之道。疫情出现是一个很大的公共事件，但是我们千万别忘记，我们还有正常的家庭、工作、事业，维护好这些事情对于战胜疫情也有帮助。”

第二是互相支持。“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亲身经历新冠肺炎的人来讲，互相支持、关怀很重要。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社会需要大爱精神，需要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这种体会、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是具有意义感。彭凯平教授认为，我们要告诉自己，自己哪怕只是看一页书、给别人一句问候，这些所作所为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价值的。“能够意识到这样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很重要。虽然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疫情，但是每个人都会产生关联，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对于疫情的解决也是有帮助、有价值、有意义的。”

（文章来源于：幸福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