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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在进一步扩大，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平均得分为59.7分，进入到“不信任”水平。

　　“诚信”，诚实守信用，曾是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也是自古就推崇的基本行为规范，如今却渐渐被很多人遗忘。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在进一步扩大，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平均得分为59.7分，进入到“不信任”水平。专家对此提出，社会诚信已经到了警戒线，由此导致社会冲突增加，中国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

　　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

　　在此次调查中，社科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了详细访问。结果显示，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平均得分为59.7分，进入到“不信任”水平。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同时，官民、警民、医患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

　　这次调查反映出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种种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以前，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没事串个门儿；年轻时父母工作忙，孩子放学后经常去邻居家吃饭；谁家做了好吃的会和大家一起分享；邻居家来了客人，如果主人没在，其他邻居还会把客人请到自己家里招待，真可谓“远亲不如近邻”。而现在，很多人却是邻里相逢不相识，平时见面不打招呼，甚至连一个微笑都没有。有的人和邻居住了好几年，都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在邻里关系淡漠的同时，还有不少人因为生活习惯、噪音等各种问题，和邻居产生矛盾，甚至大打出手。

　　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叹：人人都有朋友，但却不敢相信朋友。职场上尔虞我诈，很难交到知心朋友，一旦发生利益冲突，立刻翻脸；生活中的一些所谓好朋友只能“同享乐”，不能“有难同当”，你有困难，其他人可能会以各种理由躲得远远的；有时朋友越熟，越可能上当受骗，很多人做传销等事情时，都先拿“熟人”开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新指出，“杀熟”现象的出现标志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更有甚者，为了争遗产、房产，不惜和亲生父母、兄弟姐妹反目成仇，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到冰点。

　　熟人都如此，更别说陌生人了。上海媒体做过一项调查，超过90%的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仅有2%的人表示可能会让陌生人进家门。陌生的短信、电话不敢相信，站在街头的可怜人不敢帮助，十多岁的孩子出门，家长还得陪同。

　　记者目前也做了一个实验：在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附近，记者以“手机没电，有急事”为由，随机向10名路人借电话。结果只有两人愿意借，其中一人还要求由他本人拿着手机让记者接听。在随后的街头采访中，有不少人坦言：“现在除了父母，几乎没人能相信。”也有很多人认为：“在当今社会讲诚信就是吃亏。”这两个观点与以下调查结果不谋而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调查显示，在近三年“最信赖的人”排行中，父母一直高居榜首。在人际交往范围中，41.1%的人只有1—3个可信任的人；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调查表明，诚信成为“吃亏”的代名词，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

　　2009年，“三鹿毒奶粉”事件敲响了食品企业诚信缺失的警钟，随后不断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染色馒头、皮革奶、地沟油……一次次拉大了消费者与企业之间信任的距离。同时，房地产、教育业、广告业的诚信口碑也在每况愈下。2011年，“郭美美事件”引起轩然大波，让人们第一次强烈地对政府和一些机构产生不信任感。《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曾做过“中国人信用大调查”。在行业榜上，中介服务业、食品业、广告业、房地产业和保健品业被评为“诚信形象不佳的五个行业”。此外，超五成受访者认为，政府或相关机构，组织行为透明度不高，比如财务收支、公车数量不公开等。

　　当所有的不信任集中在一起时，社会氛围就会改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冷漠。面对诚信危机，很多人觉得个人力量渺小，于是随波逐流，一再放低道德底线，看惯了就不以为然了，于是就出现了‘小悦悦’事件、老人跌倒不敢扶的事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告诉《生命时报》记者。

　　诚信缺失的三大原因

　　从过去的“信义之邦”到现在的“诚信危机”，中国已建立几千年的诚信体系面临挑战。在各类事件层出不穷的背后，拷问的是诚信缺失的真正原因。

　　1.金钱和利益驱使。夏学銮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在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选择失信。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型期，金钱、地位成为人们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人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会考虑这件事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如果回报大于付出，可能选择做，如果回报小于付出，可能选择不做。在这样的影响下，很多人抛弃道德和诚信，为了利益不择手段，选择欺诈和坑蒙拐骗。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外乎不良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放弃了道德标准，失信于社会和百姓。

　　2.失信成本低。在张建新看来，失信成本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人际交往中，如果失信他人，最多就是受到谴责，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心理上的不安。那些屡犯不改的人，则根本不会有任何愧疚之心。同理，对于失信的个人和机构在制度设计上也存在着很多漏洞。比如，针对不诚信的企业，我国法律惩处力度远远不够，不足以惩戒那些失信的人，造成问题频出屡禁不止。在出现苏丹红、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事件后，几年来，我国食品行业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相反更多的食品纷纷陷入到安全和信任危机之中。

　　3.政府带头还不够。专家表示，社会诚信包括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其中政府诚信是关键。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榜样力量是无穷的，积极的如此，消极的更如此。近年来，有些政府部门和官员诚信缺失，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欺上瞒下，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就会放大很多倍。”夏学銮说。

　　另外，人们面对弱势群体，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比如“小悦悦”事件和老人跌倒无人扶现象，源头都在于道德防线的崩溃，这其中既有大环境的影响，更不乏个人信仰的缺失。

　　从每个人不说谎做起

　　诚信，对个人是道德问题，对企业是形象和利益问题，对政府则是公信力的问题。“诚信缺失的危害不容小觑。”张建新说，当人们一次又一次被骗，自然就会对所有人提高警觉，从而产生焦虑情绪；或者因为大家彼此互相不信任，从而产生孤独、无助的感觉。对于社会而言，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降低，焦虑、抑郁情绪弥漫，就一定会导致社会冲突的增加，出现人们一方面收入增加了，另一方面幸福感却下降的局面，最终加大社会运转和管理成本。

　　要想挽回社会诚信，两位专家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是依靠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严格执法，提高违法成本。在西方社会，维系诚信的力量首先是法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国都颁布了道德法典。在德国，诚信和个人发展息息相关，比如乘车逃票被查到，就会写入个人信用记录，成为终生的污点。新加坡目前实施公务员公积金制度，如果公务员到正常离职或退休时未发生失信于宣誓承诺的行为，可获得一笔可观的公积金；如果在其任职期间诚信出了问题，公积金就必须上缴国库。“在中国，诚信的维系仅仅靠道德约束，法律的威慑力还远远不够！在人们道德和诚信严重缺失的关键时刻，我们应该立刻建立相关法律。”夏学銮说。

　　在企业诚信方面，特别是与人们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行业，要加强监管，可以设立企业诚信评级机构，一旦企业出现不诚信行为，应该将其录入黑名单并通报，通过罚款、整改等方法提高企业的品质。政府和相关机构更应该杜绝背信、失信的行为和权力滥用，鼓励人们参与社会监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基本做到权力到哪里，监督就到哪里。钱花在哪里，审计就到哪里，政府权力得到了比较好的制衡。

　　另外，要树立榜样力量，给做好事者多些奖励，宣扬诚信的人和事，让人们认识到，当今社会上还是讲信求义的人多。当然，每个人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对身边的人不说谎、不欺骗，对需要帮助的陌生人伸出援手。既然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就该趁我们还没有偏离轨道太远的时候，转身拾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