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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ick O’Malley

   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思堡心理治疗师

 

   女儿被婴儿猝死症夺取生命的六个月后，玛丽(Mary)找到了我。那时，她已经聘请并解雇了两名心理医师，她努力想要从悲伤中恢复过来。

    玛丽是成功的会计师，充满斗志，很少被悲伤压垮。她也非常清楚所谓的悲伤的各个阶段：否认、愤怒、协商、沮丧和接受。对于她和我们文化中的许多其他人来说，那意味着悲伤是暂时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预测的，即使是她的生命承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她期待着能放下痛苦，继续自己的生活。

 

 

 
 

    从表面上看，这些她都已经做到了。她戴着一张精心构造的面具来面对世界，掩饰的效果相当不错。她似乎就是许多人所说的“很坚强”的典范，意思是虽然经历了打击，但看起来已经不再悲伤。在女儿夭折的几天之后，她就回来继续工作，言行举止基本上和以前一样。

    她在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宝宝去世的六个月之后，她仍然处于深深的绝望之中。为了在同事、朋友和家人面前表现得更坚强，她已经疲惫不堪。就像多数情况一样，她已经察觉自己“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悲伤，认为顽固的抑郁正在阻止自己实现接受和解脱。她想，自己是不是还处在否认的阶段。她还琢磨，自己是否合理地发泄了愤怒。但最重要的是，她知道自己抑郁了，一位精神科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她想让我帮她治疗的，也是抑郁。

    倘若是在我行医的初期，我会把所有精力放在她的抑郁症上。她有家族病史吗？她以前抑郁过吗？那些药管用吗？她有哪些具体症状？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会解释她的状况。或者，我会评估她经历的悲伤的每一个阶段，就像她所做的那样，找出哪个阶段还没有完成。

    不过，当玛丽前来就诊时，我已经不那么做了。那时距离我自己遭受同样的打击，已经过去10年了。我的第一个孩子不到1岁就去世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玛丽找到了我。

    在我们的第一次治疗中，我把玛丽的抑郁放在了一边。让她对我讲讲她女儿的事，而不是描述自己悲伤的症状。尽管一开始她有些抗拒，最终还是讲了起来。

    就像玛丽人生中的其他许多事项一样，这个被取名斯蒂芬妮(Stephanie)的宝宝也是按计划降生的。玛丽怀上她非常开心，对这个女儿有很多美好的期盼。顺产后的头三个月，玛丽待在家里照顾斯蒂芬妮。重返工作很痛苦，玛丽把带孩子的事安排得很好，努力平衡着母亲的角色和繁忙的工作。

    然后，玛丽给我讲述了那个星期六，当她回到家想要看看正在睡觉的女儿时，却发现斯蒂芬妮没有任何气息。她开始做心肺复苏，丈夫拨打了911。她和丈夫试图挽救孩子的时候，做到了异乎寻常的专注。然后，这个习惯了把所有事情纳入掌控之中的女子，不得不把女儿交给了急救人员。丈夫开车带着她，跟随救护车驶向了医院。

    她详细地描述了等候室的样子，甚至包括桌椅颜色这样的细节。当医院牧师和医生一起走进来时，她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已经不在了。她和丈夫被带到了一个房间，最后一次把女儿抱在怀里。

    讲到这里，她终于哭了出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她似乎对这种排山倒海的情绪感到不可思议。这是孩子去世以来，她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宣泄悲伤。她说，她从来没有这样完整地讲述过女儿从孕育到去世的过程。

   “我这是怎么了？”她哭着问。“都已经过去将近七个月了。”

   我非常轻柔地，用简单的非医学词汇告诉玛丽，她没事。她既没有抑郁，也没有陷入悲伤无法自拔，更没有做错什么。她只是非常伤心，内心被悲伤填满，不是因为她承受悲伤的方式有什么不对。她的悲伤之深，只不过是因为她爱女儿之切。

   她听到这里时，转变发生了。她仍然在哭泣，但面部的肌肉松弛了。我看到她压抑了数月的情绪释放了出来。在这之前，她用大部分精力想要弄清楚自己为什么无法摆脱悲伤。她把自己的感受埋在心里，发誓要坚强起来，因为人理当如此。

   现在，在我的办公室里，悲伤的各个阶段、自我诊断，以及社会的期待都不重要了。她可以自由地屈服于悲伤。她和幼小的女儿之间那段深刻的联系被重新点燃。她所承受的打击成了她的一段故事，一个可以讲述和珍藏的故事，而不是一段努力想要遗忘的苦痛经历。

    在我的儿子夭折后，我经历了同样的过程。那是我当上医生的第二年，之后就有很多悲痛的患者被介绍到我这里。一开始的问题是，我的治疗方法对病人和我都没有帮助。在上世纪70年代，我接受培训的时候，悲伤的五个阶段是评估一位患者治疗进展的指标。

    这个模式仍然深刻而顽固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意识和心理话语中。它让痛苦的人们做出了许多自我诊断和自我批评。推波助澜的，则是周围的人常常含蓄和善意的看法。一个人的悲伤的时间和强度，都应当适度。

    当然，有些来找我寻求帮助的人显示出了严重的、可以诊断的症状，这些症状需要治疗。然而许多人寻求帮助只是因为他们和周围的人认为，他们悲伤的时间该结束了。实际上，悲伤就像指纹一样独一无二，它不会遵照任何时间安排或者社会期待。

    根据我自己和我的患者的经历，我现在想说，失去至亲的故事有三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与依恋程度有关：指的是你和去世者之间的关系。理解感情程度和悲伤程度的关系，会让多数患者感到极大的宽慰。我常常告诉他们，悲伤的强度和爱的深度是相称的。

    第二个章节是死亡本身。在这个阶段，失去至亲的人常常会开始质疑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是过早死亡或创伤性的死亡，就尤其如此。玛丽对自己在艰难时期把控全局的能力感到自豪。她女儿的死亡导致的深度情绪混乱让她抓狂。她会尽可能地抵制这种抓狂的状态，抑制自然产生的痛苦和折磨。

    第三个章节是从外部世界不再陪你一同悲伤的时候开始的，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玛丽想要让家人、朋友和自己相信，她很快会从悲伤中走出来。这个过程让人精疲力尽。她真正需要的是让自己沉浸在悲伤里，然后接受它。

   我建议成立一个互助组，被玛丽拒绝了。但是我坚持这么做。她后来描述了在其他失去子女的父母面前感受到的放松，在这群人中，自己再也不需要掩饰什么。在那里，人们懂得，自己根本不想得到解脱。解脱就意味着割舍掉一段神圣的感情。

   “所有的痛苦经历都是可以承受的，只要你把它放进一个故事里，或者讲述一个关于它的故事，”作家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说。当失去成了一个故事，悲伤的方式就没有对错之分。人们就无需感到回归正常生活的压力。激烈或长期的痛苦都不丢人。悲伤、悔恨、疑惑、渴望，以及所有痛苦的经历，都成为关于那位逝者的爱的故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