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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信什么？这是个时代问题

骗子太多，不敢相信。标准太多，相信哪个？专家太多，没法相信。破坏规则的太多，相信会吃亏。

我们变成“老不信”，几乎所有过去的权威皆被怀疑。

信什么，该怎么信，成了大问题

主持人孟非说他有一次去一个景区，检票的小妹对已经买了票的游客还反复验票，生怕漏掉一个逃票的，“连我腆着老脸都没用，就是不信我买过票”。孟非无奈地说：“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是那么地不信任？”

一百年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是低度信任社会，中国人的信任机制是“特殊信任”。在这套文化观念中，由于没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约”，其结果便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帝国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范畴之外。

一百年后，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线，出现了人际间不信任扩大化、群体间不信任加深等新的特点，并导致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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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不敢信，真的也不敢信

不信任的情绪已渗透到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不要小看“看不见摸不着”的不信任感，有时候，这就是一把悬在脖子上的刀——还记得大学生魏则西是怎么去世的么？

某种程度伤，青年魏则西死于网络竞价排名。同样受到这样网络恶性营销影响的，还有孟非。在百度词条输入“孟非的小面”，搜索结果中排名靠前的都是山寨货，右下方淡蓝色标注着不显眼的“商业推广”。孟非说：“当时气得我就直接发了条微博说‘百度不可信’，还把截图放上去了。”

企业在市场化竞争下道德沦丧，而对地方政府而言，缺乏诚信将直接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前苏联当局隐瞒说是火灾，附近人们在辐射最重的前15天过后才得知真相，民众开始对政府极度不信任。

灾难面前，谎言是最大的魔鬼。

人们怀疑专家观点、怀疑企业声明、怀疑媒体报道、怀疑法院宣判、怀疑官方辟谣，甚至发现连枕边人都有可能“被里藏刀”。王宝强离婚声明事件近日持续发酵，连奥运都要退居二线。此事触碰了人们有关道德和财产的两条神经，爱情信任岌岌可危。

《国际先驱导报》称：“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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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三类信任在危机中

总体而言，信任可以分为三类：人格信任、货币信任、专家信任。

人格信任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信任，原始时代的信任，基本上都是人格信任。那时候挑选合作伙伴，挑选的都是某个人，而不是某个角色、某个分数、某个大学毕业的。某人我知根知底，这就意味着他是可信赖的。

随着生活圈子的扩大，当我们走出了血缘和熟人的圈子之后，就不再能够找到所信赖的人保护我们，和我们交换，和我们合作。我们走到了陌生的圈子里，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熟人，但是还需要合作，还需要交换，这时候人们就只好寻找建立另外一种社会信任机制，其中之一是货币。

当你拿着货币的时候，这地方你谁也不认识，不要紧，你可以靠你的钞票来住店，靠你的钞票来坐船、坐车、坐飞机，都不会有问题。货币信任的结构是从众，即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已被证明是可行的，通过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检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第三种信任机制是专家系统。当“熟人”当中没有能帮你解决特定问题的人时，就需要求助于“专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生病了，就要找一个好大夫去看。找谁看？你说不清楚，不认识人，更不认识这样的大夫。那怎么办呢?你会找一个好医院，找这家医院里一个大牌医生，教授级大夫，主治医生，挂一个14块钱的号，这样你就会觉得心里踏实了。这就是专家信任。

人格、货币、专家，这样三个系统支撑着我们社会中的全部信任。而目前中国发生的信任危机，就是在这三个系统里，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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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良性循环从一个原点开始

当人们从“老不信”变成“老赖”，便会导致损伤性的恶循环：越不信越伤害，越伤害越不信。

然而，信任是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心灵契约，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自律。

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现代生活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

同样是社会学家的卢曼（Niklas Luhmann）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有办法从床上爬起来。”没有信任的社会就如同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没有规范，没有信仰，没有希望，更没有未来。

无论怀疑是多么的诱人，谁也不能放弃相信带来的安全感。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Piotr Sztompka）说：“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如果信任是一场赌博，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下注，因为存在永远想要赢得安全感。

信任是双向关系，它通常需要一个原点。我信任你，这就是良性循环的开始。一个人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信任建立在个体心理需求上，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很难找到一个标准的衡量尺度。但在具体社会角色上存在一种信任标准，这个衡量标准就是人际互动的有效性。

作家蒋方舟认为：“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信任程度是有关系的。最大限度的去除潜规则，从制度层面去建立一个信任体系才是更行之有效的途径。”

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才是一个有安全感、有幸福感、有温度、有希望的社会。当公信力下降、私信力上升，重拾这种安全感的时候到了。

互联网时代，一方面冲击原有的信任模式，另一方面培养个人学会相信，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当私信力蓬勃崛起，我们有机会更加懂得辨别真实，懂得如何去信。

我们信什么，该怎么信？这不应该是问题，因为相信本身不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