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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好心理准备，一切准备都已经完成。——莎士比亚

贫穷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以为命中注定贫穷或一定老死于贫穷的思想。——富兰克林

 

一、心理扶贫是构建长效脱贫动力机制的重要抓手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要协同并衔接好这两项工作，政府需尽快构建长效脱贫动力机制。个体贫困也许可归因于偶然因素，但群体“自愿”返贫、“自甘”贫困甚至人人争当贫困户则是一种“病态”，是长期以来不良环境、不良思想和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恶果。当下扶贫攻坚决胜阶段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与长效脱贫动力机制的缺位密不可分。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志”；授人以“志”，关键还在以心理扶贫为抓手、构建长效脱贫动力机制。当前，国家扶贫实践多强调制度建设、项目运行、环境改善等外力推动的作用，缺少对贫困人口内部心理资源的帮扶。心理扶贫就是要扶持积极心理资源，使贫困人口焕发积极主动的内生动力，构建内源性的长效脱贫动力机制，以打牢乡村振兴的基础。尤应重视的是，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是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脱贫攻坚期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创造条件分阶段逐步解决。

 

二、脱贫内生动力是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中国扶贫语境下的“内生动力(endogenous power)”，不等同于西方心理学语境中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所指的“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自主(autonomy)、胜任(competence)和关系(relatedness)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是个体心理成长、内化和心理健康必备的条件。只有当组织环境满足个人这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时，个体才会体验到工作活动的意愿感、意志感和选择感，增强或维持内在动机，产生更加持续高效的行为结果，同时增进其身心健康。然而，我国不少贫困人口世代生活在长期封闭、变化缓慢的贫困地区，他们从未接触外面的世界，亦未认识到自身的贫困，这种环境中的个体对脱贫很难产生自主性的（从下而上的）内在动机。诚如美国人格心理学家大卫·范德(David Funder)所指出的，自我决定论认为对自主、胜任、关系这些需要的追求来自人类内在的、本质的源头，这显然忽视了环境的影响和文化的熏陶。具体来说，西方心理学中的内在动机主要是一种西欧和北美文化的产物，依据的是西方学者关于人性的具体假设和信念，如独立、自主、与社会相分离的，即高度个人主义的信念(基于犹太教—基督教关于“好人”的假设)；而中国情境中的脱贫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它是基于集体力量和智慧的一种从上而下的减贫行为(国家督促)，故而脱贫内生动力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通常是与个体的道德、权利、责任等集体信念相联系的(基于儒家文化的集体主义信念)。因此，建构出契合中国情境的脱贫心理学知识，有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中国的治贫和减贫，亦有利于我们采取有的放矢的精准干预措施，更有利于我们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此，来自海南大学、天津大学、岭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和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研究者以海南岛某深度贫困村为研究场域，采用基于深度访谈的扎根理论，揭示导致个体贫困的内部心理因素(内生视角)和外部关键诱因(外生视角)，并以脱贫的内生动力为突破点，初步建构出家庭贫困演化的整体心理结构模型，以期为贫困的发生、发展及代际传递提供契合的命题假设及理论解释框架，为国家提高精准扶贫工作绩效并丰富减贫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政策参考。

三、世代贫困个体内生动力匮乏的心理机制：“三因素洋葱模型”学者们通过研究认为，中国扶贫情境中的“内生动力”是在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 system)的指引下，自我通过个人奋斗(personal striving)追求脱贫目标的行为倾向。研究发现，贫困个体所拥有的消极的价值观、消极的自我观和被动脱贫的行为倾向之间呈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三因素洋葱模型”成为家庭世代贫困的心理机制，使得世代贫困魔咒难以破解(见图1)。

 

图1世代贫困个体内生动力匮乏(三因素洋葱模型)

 

首先，价值观既处于内生动力的核心位置又处于人格的核心地位，是个体区分好坏、益损、美丑、正确与错误，及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的信念系统，它不断引导着人们追求自己的理想，并为自认为正当的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还决定着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选择。正如黄希庭指出，价值观又分为外在价值观(external value system)与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 system) ，前者与社会赞许度密切联系，后者与经济利益相关联。核心价值观无疑是贫困个体行动的核心动力，贫困个体选择何种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都由其价值观决定。譬如，如果贫困个体信奉“人生就是这样，落地八分命”“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等消极的宿命价值观，那么他这一辈子就很难以脱贫了；假如父母向孩子传输“公正世界信念”“努力才能改变”的价值观，即相信个人能通过自身努力而取得成功，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更有可能摆脱家庭贫困，改变自身的命运。该团队的另一项研究指出，在中国的文学、戏剧、影视等大众文化中，穷人一直被赋予积极正面的特征，而富人一直被刻画为消极负面的现象，即“有钱人是坏的，穷人是好的”，这种补偿性刻板印象形成的价值观念一直是根深蒂固的，且非常不利于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因而，要揭示贫困个体的心理规律和机制，心理学就必须要研究他们的价值观。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付出就有回报”“不能再让我的孩子穷到死”)，对未来抱有信心，个体就更倾向于做长远的打算(比如，重视子女教育、看重未来收益)，也就更容易脱贫。

其次，自我观是内生动力的第二层次。自我观是指一个人关于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观念系统；它本身又是充满感情的，并以自我同一性为基础。个体需按照与自我观念相一致的方式行动，且自我不仅决定着个体对各种经验的解释，而且还影响着个体对未来的期待。比如一个自认为能力有限、改变不了贫困现状的个体，他就不可能采取主动脱贫的行动，政府帮扶养的几头猪在一场猪瘟中全死后，他更倾向于解释自己能力不行、改变不了任何东西，脱不了贫正是自己“期待”的结果。因此，当个体的既有自我观念消极时(如“我什么都控制不了”“脱贫是干部的事”)，每一种经验和期望都会与消极的自我评价及行为联系在一起；若自我观念积极(如“困难我都能克服的”“不能辜负父母的期望”)，每一种经验或期望就可能被赋予积极的含义。有了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才可以更好地完善个体的人格，形成自爱、自立、自省、自信及自强等积极的自我观念。

 

 

最后，脱贫的行为倾向处于内生动力的第三层次。如果贫困个体有畏难的情绪，做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困难和麻烦，那么它也就很难以脱贫了。贫困个体脱贫的基础第一是要拥有脱贫的素质，即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具备观察学习的能力和劳动工作能力、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并能持之以恒；第二是要设定脱贫的目标并制定相应的规划，还要有投资理财的眼光；第三是要整合身边的资源，获取周围的人际支持。价值观和自我观就决定着脱贫行为的倾向(如“刻苦学习、向比自己优秀的人学习”“假期打工赚取生活费”)是否表现出来。在偏僻闭塞的贫困地区，人们生活方式原始且落后，不少人从未接触外面的世界，亦不认为自身贫困，这种情况下的贫困个体很难产生自主性的动机(正如自我决定论所强调的)，亦难形成现代主流社会文化认可的独立型自我(正如社会文化自我模型所重视的)，比较高效可行的心理扶贫方式是，加强个体内生动力尤其是积极价值观的开发，因为贫困个体内生动力的三要素是能够培植、开发、测评与干预的。

 

 

四、世代贫困家庭的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除了研究者所确立的个体脱贫内生动力这一个体内在心理动力之外。研究者从脱贫个体中所发现的阻断贫困心理传递的外部的关键因素为家庭内部建设能力与家长亲职能力这两项家庭心理动力，以及脱贫情境中的控制感这一社会心理动力。整合内外动力，研究者所确立的关于世代贫困家庭脱贫内生动力(整体内生动力资源)匮乏的核心范畴为“世代贫困家庭的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见图2)。

 

图2 世代贫困家庭的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

 

研究者发现，在脱贫攻坚力量的全力介入下，原有的贫困村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扶贫干部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生活经验与新的行为模式。已脱贫的群众一般都能较好地适应这种巨变，他们与扶贫力量形成良性的互动，促成以开放、欢迎、配合、支持、接纳为表现的顺应或同化的心路历程；难以脱贫的个体通常对这种剧变感到焦虑，他们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持续体验到一种不可控制感，表现为控制感缺失。控制感缺失就会导致被动、退缩、抗拒等行为的出现，进而产生以封闭、冷漠、排斥、反对、拒绝为表现的抗拒或防御的心路历程，并对新注入的生产方式、公共政策、价值观念等产生强烈的抗拒，这就阻碍了个体脱贫的内生动力。培育贫困人口的现代性心理、培植贫困人口的市场理性、提升减贫工作的制度化治理水平等措施均能提升贫困个体的控制感，进而增强其内生动力。完善的家庭功能可为贫困个体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其应对困境。家庭视角中的贫困并非以单一的经济指标为参考，而是以家庭功能的正常运转为准绳，因而贫困往往被看作一种家庭功能的丧失或缺位。鳏寡孤独貌似在描述一个人，实际上是在描述其家庭状态。幼而无长、丁而无婚、壮而无劳、老而无养、家有残病，此类家庭功能的缺失往往使家庭陷入困顿。研究者在对某些地区的贫困村调研发现，不少贫困人口因病、因残致贫，贫困家庭中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家庭和空巢家庭的比例接近70%，主要男性劳力不顾家计。家庭不仅是个人社会化的最重要、最初始的环境，而且也是代际关系的重要桥梁，在世代贫困及贫困代际传递的探究中，重视家庭相关因素就显得尤为关键。这些陷入世代贫困的家庭，在家庭的贫穷历程中，虽然有来自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扶持不断提供拉拔的力量，但是缺乏来自家庭内部的推力配合，亦即缺少积极的内部心理资源，外来的资源逐渐被抵消，家庭就会错失回归社会正常轨道的机会，形成外在资源失灵的现象。世代贫困家庭尚蕴藏着从弱势累积的循环中摆脱的力量，即来自家庭内部的建设能力和亲职能量两项家庭资本，此类家庭心理动力的效能能够催生家庭内部成员尤其是子代产生积极向上的内生动力。当外部资源出现时，家庭内部积极的心理资源就会活化家庭资本并发挥适时的衔接功能，形成与社会生活重新接轨的机会。整体内生动力资源(个人心理动力、社会心理动力、家庭心理动力)与外部扶持资源形成合力，使得家庭能够跳出贫困的陷阱。研究还发现，家庭向孩子传递“读书才有出息”“努力改变命运”的价值观，让他们认识到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的重要性，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更有可能通过刻苦学习考上大学，从而跳出贫困的农村，改变自身的命运。

 

总之，要构建长效脱贫动力机制，归根结底还是要激发脱贫内生动力，使脱贫由“国家督促”变为“个人自觉”。此外，脱贫内生动力与相对剥夺感等社会心理变量的交互影响也值得学界与政府部门重视。扶贫是一项系统性的资源配置工程，过去的扶贫工作忽视了内部的心理资源(内生动力)，当下的精准扶贫应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以心理扶贫为重点，以外部关键肇因为抓手，使整体内生动力与外部扶贫资源整合发力，形成内外共治、标本兼治的扶贫格局，是世代贫困走向彻底消弭的根本出路，亦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后记：脱贫应告别两种状态：其一是物质贫乏，其二是心理匮乏。忽视现代性的心理建设，我们的社会就会出现许多貌似富裕的穷人，即“身子进了城，脑子还留在乡下”(作者初中作文《跳农门》中语句)。

(文章来源：心理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