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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弘:2020新冠肺炎,你我都是心理治疗师

2020年02月19日 心质培养 马弘:2020新冠肺炎,你我都是心理治疗师已关闭评论 阅读 1,660 次浏览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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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来势汹汹,各类型的信息铺天盖地,引起民众恐慌。各级政府广泛关注疫情和民众心理状况,各个心理行业协会、各大专院、各大医院纷纷行动起来,做了大量危机干预相关工作。致道中和积极响应这种需求,推出危机干预系列万人公益大讲堂,我们邀        请到第一批专业大咖——马弘、樊富珉、曾奇峰、杨凤池、张海音、方新和杨丽七位重量级嘉宾,为同行们讲述他们自己与危机相处的故事。
       2020年2月15日,来自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主任医师马弘老师,在万人公益大讲堂首场亮相。在危机管理的视角下,结合她多次参与灾后社会心理支持的亲身经历,十几个故事娓娓道来,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场疫情危机中的心理治疗师,如何更有效地开展灾后社会心理支持的工作。整场讲座下来,让人收获满满,意犹未尽。
       以下内容根据本次大讲堂课程整理,希望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限于篇幅,无法完全还原精彩的现场内容,请关注后续的视频分享。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2020新冠肺炎,你我都是心理治疗师”,主要想传达“社会心理支持”这样一个概念,也想强调“灾难心理管理”的思路。
       从1月份到现在,3个星期以来,我们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从盼长假,盼跟亲人团聚,在我们都准备休息的时候,突然来了个180度的掉头急转弯,一个我们都看不见东西——新冠病毒就冒了出来,所有的人都没有做好准备。红红火火的春节变成了蓝色的“武汉加油”,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战役什么时候会结束。
       国家在这段时间内做了很多事情,大家从春节的“走亲访友”变成“宅在家里能做贡献”,看着疫情地图上各个部分由白色逐渐失守。
       医务人员突然间就变成了我们国家的铜墙铁壁。据报道已经有两万五千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了。我自己最难过是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一天,大家除了生气、悲痛,还有一点绝望。
       我们心理人没闲着,迅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热线、指南、驰援行动。网上一搜就有大量的相关信息。但我们写的宣传的这些心理救援、心理支持,跟特大灾难后的心理社会支持,是不是一回事儿?

1灾后心理社会支持不同于平时心理支持

       我做了一个表,对比了二者很多方面的不同:
       第一,在服务方式上,灾后我们服务是主动的;而我们平时做的心理服务,是被动等别人来问、来挂号、在网上预约。
       第二,在针对的人群上,灾后针对的是灾区的所有人群,要对他们做进一步分类,找出需要灾后心理支持的人,就需要我们主动去帮助。平时的心理咨询、心理支持,针对的是那些主动来向我们求助的人群。
       第三,时限上的差异。灾后心理援助的时限特别重要,我们国家现在提供的灾后心理救援,紧急救灾时就开始了,后面的恢复阶段,也需要持续地做。这次武汉的心理需求,在疫情过后会比现在更高。平时呢,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做很长期,还可以提前设好谈多少次。但是对灾区,我们这次可能要打持久战,也会慢慢转移到平时的心理工作,处理后续的心理问题。
       第四,收费方面。灾后的心理援助基本是免费的,少数是政府购买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在汶川做的那些项目,有些会由联合国、卫生部出资。而平时挂号、预约的服务是不免费的。
       第五,援助方式。灾难的精神卫生、心理上的支持,叫“社会心理支持“(或者”心理社会支持“),平常的心理问题,我们用词叫“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有的时候可能会合并少量的用药。
       第六,实施的人员。回应我的题目,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有没有心理学背景,都可以做灾难时候的社会心理支持。但平时要挂号、预约、付费的服务人员,必须要有专业资质,比如心理咨询师、治疗师、精神科医师等。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四个故事,
       帮助大家理解灾后与平时心理支持的差别。
       第一个是“粮食的故事”。这个故事被联合国收录到教科书里,作为一个心理卫生服务案例。阿富汗的某个山区发生地震后,同去服务的心理专家看到准备支援的救灾物资,就跟指挥部说,“你这个粮食要改一改,50斤的袋子,要改成25斤”。指挥部说“粮食就是这么运来的,我现在哪有余力去改这个袋子?再说为什么要改呢?”心理专家坚持一定要改,把道理讲了出来。当地官员一听马上就同意改了。为什么要改?我先保密。先说明,拆小袋不是为了显得多,减少焦虑,大家要充分结合山区、地震这样的背景,先想想。【答案后面揭晓】
       第二个是“建筑的故事”,这个故事对我特别有教育意义。汶川地震之后,来支援的哈佛的老师问我,“你们汶川重建的条例中,精神卫生的标准是什么?”我说“重建条例是重建房屋、社区、城市,不是说心理重建啊!”他继续问,“那房屋重建的时候,精神卫生标准是什么?”我当时真的答不上来。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想?【答案后面揭晓】
       第三个是“通知的故事”,2003年非典的时候,因为不知道非典去世的患者的骨灰还会不会传染,非典指挥部发了一个通知说,为了抗击非典的胜利,请死亡患者的亲属,暂时不要认领骨灰。
       我们院精神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太合适,就跟所长于欣商量,搜集了一些资料给北京市的抗击非典指挥部写了一个关于亡者骨灰处理的建议,起草了给家属一封慰问信。当时的代市长认可了我们的提议,在非典结束之后,给每一位遇难者的家属都发去了一份唁函,亲自签名,附上慰问金。函里大概是说“你们不去认领骨灰,不去送亲人最后一程,也是为了抗击非典的胜利,政府得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贡献。”家属后来就反馈   说,我们特别感谢政府看见了我们的付出,认可我们的牺牲。
       今天我们也干了一件差不多的事情,到今天为止有1500多名新冠肺炎的患者去世了,他们的家属可能也在隔离,没有办法去送他们,没有办法拿回他们的遗物,我们就建议有人替他们消完毒统一保管,等家属出院之后能去认领,这对家属来说非常重要,也相信这个我们殡葬的工作人员会好好地处理这件事情。
       第四个是“规定的故事”。玉树是藏区,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要在家里念经超度。但是当时地震之后,村干部就面临两难:在家里超度亲人,还是带领村民抗震救灾?当时青海规定干部一定要出来带领群众抗震救灾,我们也根据文化元素在危机干预中的作用提了一点小建议,去平衡这些干部的心理。考虑到村干部是由组织部管理,我们就建议组织部出面,向村长、村支书表示感谢:“你没有在家里超度你的亲人,选择出来带领村民抗震救灾,我们特别感谢你们!”政府还亲自请来很多著名的活佛来做集体的超度。这件事政府就做得非常漂亮。规定是死的,但可以更人性化,就像咖啡是苦的,怎么能加上伴侣让人可以接受?这个就是我们精神卫生和心理工作者应该考虑的。

2灾难心理社会支持的目标

       联合国提出,在紧急情况发生时,保护并改善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安宁,就是灾难心理社会支持的目标。有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保护或者改善了大家的心理健康或心理社会安宁,让大家不焦虑了,不恐慌了,就是在提供灾难心理社会支持!我再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帮助大家理解。
       “我什么也没干”。汶川地震刚过时,有个小姑娘眼睛挂着泪到我们的心理咨询服务棚:“你们这个做心理服务的吗?我来了一周了,因为我是二级咨询师,我特别想用专业帮助人,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原来,她刚到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群众问她“你有手机吗?你可不可以帮我找找我的家人?我的手机没有带出来”。然后她就用她的手机开始帮他找亲人,找来找去就变成了一个专业找人的,每天都有人请她帮忙找人。
       她说:“一个星期了,我什么专业知识都没用上,就是打电话帮着找人。我这个咨询师没有用。”我说:“你做的所有的事情,百分之百就是你应该做的心理社会干预。你看,找到线索的人,是不是就不那么焦虑了?”她说:“是啊!有线索他就能去找了。平常心理干预我都要坐下来谈,他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找人,那么我就帮他找找看了……谢谢啊,那我接着找人去了!”她在那个阶段,做的就是非常具体到位的心理社会支持工作。
       “我不算志愿者”。天津港爆炸后,有一个当地的学生在一个医院做志愿者。烧伤怕感染,所以不让家属进医院。他就帮助这些伤员的家属,带他们领盒饭、回住的地方。别的志愿者身上都有自己贴的志愿者标签,我觉得她做的很好,但身上什么标签都没贴,就问她为什么。
       她说:“我不是志愿者。我家就住在医院旁边,现在放暑假,我知道这儿有需要就过来了,我就是个帮忙的。”
       我问:“帮忙的为什么不是志愿者呢?”她说:“志愿者一般的都是心理志愿者,心理志愿者就是要有心理背景。我是学工的,没心理背景。”
       我说:“不是这么理解的,你做这个事情跟他们做的事情一样,你也是帮助这些家属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你帮他们做了很多具体的事。你也是志愿者,而且你也可以称自己为心理志愿者。”
       她问:“老师,我是吗?”
       我说:“是啊!只要能让他们不焦虑,心里踏实,他们想干事儿的时候你在旁边,那不就是一个最大的支持嘛!”
       她说:“哦哦,那我确实是!那我也叫自己心理志愿者吧。”
       所以,只要我们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只要让大家心里安静了,踏实了,你做的就是灾难“心理社会支持”,也可以说是“社会心理支持”。
       比如说这次疫情,如果没有口罩和防护服,任何一个心理援助者都没有办法去武汉,心理支持是到不了位的。
       从一开始,我就开始找物资,到现在还在找。我在武汉的一个社区服务群里服务,他们说没医生,我就帮他们找医生;没有心理的人,我就帮他们对接心理资源。做任何我认为“这个事必须得有人做”的事。
       我们医院的石川大夫,安定医院的西英俊医生,正在一线医院里给患者开处方。戴着帽子、口罩,我们能和患者交流什么?没有社会支持,没有物质保障,没有1860is或者没有N95,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还要想别的办法?社会心理支持真的是缺一不可。

3针对新冠疫情的九条建议

       我大年初一时给卫健委主动提了关于疫情的建议,“马弘九条”,这是当时发在美篇上的截图。
       第9条才是开展心理干预,因为如果前8条事情都不做,后面一定会紧张、焦虑、恐慌,甚至愤怒。我提这些建议,在联合国出的指南里,都属于心理社会支持、精神卫生的范畴。我现在觉得还应该加一条,就是所有的行政人员都应该学一下“紧急事件的心理管理”或者叫“心理社会支持”的这些原则。
       当时卫健委根据这几条建议拟好了一个文件,很遗憾的是因为一些原因,最后没有真正发出去,但在后续的工作中都有体现。

4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发展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还有一块牌子是“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我自己的重要成长过程,也是中国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发展的过程。
1994年克拉玛依——我国第一个国家心理干预医疗队
      1994年克拉玛依火灾之后,我有幸成为中国政府第一次派出的国家级心理干预医疗队4名队员中的一员。我跟吕秀云教授是第一组,先去了三周,唐登华老师跟李淑兰老师在第2组。
      当时友谊馆前面竖起一个很高的砖墙,因为家属否认孩子去世了,甚至听到孩子们在里面哭,不停地要进去找,不得已砌了个墙。我接触到第1个案例,是完全按照临床病例的思路来写的,结果写了一半写不下去了,因为人家就是长子遇难了,不是精神科病例啊!灾后危机干预跟平常看病的临床工作完全不是一回事。另一个感受是,灾后心理干预“没有用”。孩子没了,人家什么都不要,就要孩子回来,但你没有办法把他孩子带回来。
       直到第二年10月,我觉得“心理干预没有用”这个想法,开始动摇。那时我收到当时帮助过的一个孩子寄来的一封信。在信里说她特别喜欢我送她的那个熊,要不是我,她当时都活不下去了。她说“是您在精神上支持我,给了我活下来的勇气。阿姨,我很想念你。”
       我为什么送那个熊呢?是因为我不知道跟他聊什么,聊来聊去不知道怎么就聊到北京,就聊到动物园,聊到熊猫。后来我说:“你喜欢熊猫吗?等你好了,去北京看熊猫呀!我给你买个熊猫吧,我们后面还有人来。”他说:“嗯,嗯,可以啊!”就比较高兴,我们俩聊得挺开心。我回了北京就开始找熊猫,费了好大劲就是找不着。后来就想给她买个熊吧,总算是不能说我爽约失言。那个熊还挺大,我请唐登华大夫帮我带过去。没想到他特别喜欢那个熊。我才觉得心理支持还是有点用的。
       后来我们院汪向东博士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在没有心理支持的情况下,只 有社会支持,重灾区支持多,轻灾区支持少,在大概前面两年之内,都是轻灾没有社会支持的地方,灾民的心理状况更差。到18个月的时候,两边才差不多了。
       在克拉玛依的时候,每一次几七呀、三七呀、五七呀,他们去上坟的时候都会有人哭晕过去,那我们就上去做一些心理安慰。所以在2000年洛阳迪厅火灾之后,我当时正好在卫健委借调,就跟处里同事以官方身份去了。想要做一些工作,但被告知“不许说你们是精神科的,我们只是遭了难,我们没有疯”。7天的时间,我们眼看着需求就在眼前,这个事儿该做,可是没有地方让我们去做。
       所以我也在这里劝大家,不管你去哪儿,只要去到陌生的地方,一定要首先首先了解消防通道,也买个意外险。特别重要。
2002年大连空难——媒体对心理危机干预的推动
       媒体什么时候介入灾后心理干预的呢?那是2002年,大连空难之后,当地精神病院最初不愿意介入心理干预,仍在等待有需要的人主动挂号求助。我们就先去一个公司先帮忙做遇难员工相关的工作。有一个记者走访了5个酒店,写了篇文章《灾后心理干预为何姗姗来迟?》文章一发记者们就去找大连的卫生局说我们大连也有心理医生,也应该做服务。局长就让精神专科医院开展相关的服务。我们就给医院做培训,给遇难者家属做了漂流瓶告别仪式,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挺好,后来对一些高危人群跟踪了一年,效果还挺不错。
       所以媒体在推进中国心理危机干预这件事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才知道有灾民会因为没有媒体来报道,他的痛苦没有被全国人民知道而特别难过。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有媒体意识。但是这次大连空难关于心理的报道,媒体共有多少篇呢?13篇,一点都不多。
2002年北大山鹰社山难——“被拒绝是正常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服务要根据人家的需求,被拒绝是很正常的。我在北大山鹰社事件发生前,没有被拒绝的经历,结果当时去给家属提供心理服务,家属说:“我不需要”,我觉得特别尴尬,觉得是不是我没服务好呀?幸亏我出来之后,看见丛中大夫也被人家撵出来了,我当时心里一下就平衡过来了。他特别淡定对我说“他暂时不需要我就出来了,我跟他说,你有需要可以来找。被拒绝是很正常的呀!”从那以后,我就比较顺理成章地接受“被拒绝是正常的”。
2003年非典——要关注伦理和具体工作方式
       这是2003年,我们医院当时支援非典病房的30名护士。经过很短暂的培训,就变成感染科的护士。这一次,这里面好多护士又都积极报名了,愿意去驰援武汉。
       当时很多正常的医疗、手术都停了,那些急需手术的患者非常痛苦。所以灾后心理干预,伦理讨论非常重要!其他患者的命是不是也是命?现在精神病人感染新冠肺炎,是不是也是患者?待遇要不要一样?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伦理议题。
       当年抗击非典的时候,热线还是坐在一起接听,没有隔间。现在有了智能手机,心理沟通的方式很多了。物资不足又有传染的情况下,戴着面罩说话又不清楚的情况下,是不是急着一定要进方舱,一定要进病房?还是我可以通过网络、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手段达到目的?“灾后心理干预提供方式”的议题值得讨论。
2005年黑龙江洪灾——灾后援助思路的转变
       2005年,儿基会率先改变了战略,捐钱的同时,要求灾区接受心理危机干预。很多学校表达“留下援助款,你们回去吧,我们这里人都很坚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这次暴洪,100多个孩子遇难。有一个孩子的同学去世了,有很多话想跟同学说,又不被允许讨论,我们姜大夫运用空椅子和角色扮演的技术,帮助他把话都说出来,我印象特别深,小男孩最后出去的时候走到门口,回过来给我们大家鞠了一个躬,说“老师我好了,我回去上课了。”
       当时老师也有很多的创伤,甚至都不敢看水。而且所有的老师都穿牛仔服,因为家长不能原谅老师活下来了,孩子却被冲走了,会冲上来撕扯他们的衣服。他们稍微穿的花一点,家长就说:“你还有脸穿好衣服呢?我们孩子都没有了!”我们三个月后去给这些老师做的5天的团体干预,最后一天,他们所有人都站在水边看太阳从一个很大的湖面上升起来,特别美。他们也提出来最后一天想去逛街,买新衣服穿,我们就留了一上午让他们去逛街。所以,慢慢的,我是觉得干预是有效果的,但要有一定的时间和投入。
2008年的国际培训——资源就在参与者身上,在走动中服务
      真正开始做培训这件事,是2000年,我们第一次把WHO(世界卫生组织)的书翻过来,到现在一共才20年。我们开始协助国家写心理干预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预案,是2003年开始的。2004年我们不用外教,独立做了一次培训,到2013年,已经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培训了,这一点我还挺骄傲的。
      2008年的时候,我们组织了一个“中澳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长和志愿者骨干培训班”,澳大利亚红会的主席也参加了。这是我们跟志愿者特别漂亮的一个合作,当时晚上的小课录像就是录的方新老师的。
      后来在给村支书、村长做培训的时候,我们开始还发愁,其实资源就在他们中间。我们就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压力呀?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呀?”结果他们自己就总结得特别好。当时我们的切入也很好,同行的有内科医生,就问他们:“这么久了,你们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量过血压呀?”他们说没有,大家就排队量血压,内科大夫给他们做咨询,非常好地切入进去了。所以,如果你去到灾区想做心理咨询,想做心理支持,你          可以带个血压计,带个腕表,见到中老年人问:“最近特别劳累,平常血压怎么样?我帮你量量吧。”话匣子马上就打开了。
实际上,灾后政府也可能会有耗竭的情况,所以以后再遇到大灾的时候,如果你原来正好是做过一些领导工作,或者在基层工作过,你也可以对口支援。
       另外,你要在平常走动中服务,比如抽烟过多、喝酒过多这些事。如果他抽烟,你就可以问他“你平常抽烟吗?平时一天抽几包?现在抽几包?”如果他说“平常两天一包,现在一天两包。”那你就要提醒他了。这也是地地道道的精神卫生服务——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
2012年汶川地震——行政管理人员要转变工作思路
       到了汶川地震,我的体会是,大家要有转变思路的意识。等待求助的常规套路肯定不行。比如 “回归正常生活”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像平常一样玩儿,像平常一样看喜欢的书,看迪士尼,看漫威。这也我在印度洋海啸的时候从泰国学习到的。
       突发危机事件可能会带来“行政死机”现象,就是常规的工作没有及时改到应急的频道上来,导致办事不利。汶川地震时,唯一受到表扬的卫生局长,绵阳卫生局的雷局长就非常快调到了救灾频道。当时她就意识到要去北川拉伤员出来,但救护车效率太低,交通局的办事员还让她发文办事,她当时就急了,立马亲自到交通局协调,结果非常迅速地要到了车。
       另外,我不建议以独立心理医疗队的方式参与前线支援,缺少后援很可能使你自己变成受灾群众。
       同时,联合国的指南中写到,进行灾后心理社会支持、精神卫生服务,首先要做好现有服务的保障——比如对已有患者的治疗。也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略灾后精神病人的需求。
2014年新疆乌鲁木齐暴恐事件——复杂情况下的多角度评估  
       在这次暴恐事件中,死亡39人,伤94人。我们在新疆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30多岁的女性因为没有受伤就直接回家了,但是她面向街道,看见了恐怖分子开枪、扔炸弹,看见炸死的人摔在前面,其实特别害怕。回家之后就出现闪回,都不敢开火做饭。过了几天,孩子先耐不住了,不能天天吃方便面啊,妈妈是不是病了?这才把妈妈送来精神卫生中心评估。
       而另一个人,他受伤了,按理他应该是属于受影响比较重的。可他虽然骨折了却乐呵呵的,医生就问他,这个事件对他的影响大不大。他说:“我只听见嘣的一声,我就给震的懵过去了,等我醒了发现我已经在医院了,腿给打上石膏了,其实我什么都没看见。”所以他的心理影响还不如那个没受伤的女性大。
       所以光用量表做评估是不够的。可以进行初筛,但是可能会筛出假阳性或者假阴性,所以还是要社区动员,动员大家自己来说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问题。
2015年天津港爆炸——心理干预随时随地
       WHO的一个原则是随时随地发现问题,就要用专业知识指导他怎么做,把问题化解,让他心里踏实,心里舒服,家庭和睦。
       我们医疗队从天津撤退的那一天,等车的时候看到被抽调过来的一个小伙子在旁边无精打采,原来,他老婆正在坐月子,他每天早出晚归,老婆就抱怨说“你干脆别回家了,你回来还吵我们睡觉,一点忙帮不上”他就每天很郁闷、纠结。我就建议他说“要不你给夫人发一个短信吧,告诉她今天有个北京的医疗队要撤离了,医生专门来向我们道谢,说我们后勤保障做得特别好,还向我们的家人表示感谢。这军功章有我一半,也有你一半。”他当时就觉得,这能有用吗,但还是把短信发了。结果我还没到天津站呢,他的短信发过来了:“马老师,心理学太神奇了,你看我老婆回的,说‘你在前方好好工作吧,家里有我。你好好干,你可以不回来了,家里我没有问题。’”这就是随时随地地干预。
       推荐四本IASC心理危机干预、精神卫生的出版物
       大家可以读一读2003、2007、2010、2013年联合国组织出的指南,都有中文版本,可以在这个网址下载。尤其推荐07年的版本,只是可惜没有传染病的内容。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平时的服务,在危机的时候真的可以有很好的回报。我跟方新老师共同服务了一个家庭,效果还不错。这个家长特别有爱心,知道我一直在找口罩,就说因为我们的服务特别好,他也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帮助武汉的人民,就给我捐了一笔钱,我觉得特别感动。这批口罩昨天应该是从北京发货了,希望它能够尽快到武汉人民手中。
       谜题揭晓
       粮食的故事,为什么要把大袋粮食拆小袋?
       大家要考虑到,震后家里的劳动力都已经去救灾了,如果粮食比较重的话,剩下的老弱妇孺是搬不动的,搬不动带来的不仅仅是“没有吃的”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可能让他们非常焦虑,政府的物资就在这里,但我拿不回家,我对家人没有贡献,救不了他们,带来“次生伤害”,或者更大的问题。拆成小袋之后,大家都能把粮食拿回家,粮食就成了希望。
       地震后灾区重建精神卫生标准是什么?
       汶川地震后,有多少人因为地震残疾?哈佛教授说,标准就是在建所有的房屋、银行、学校、电影院、医院等等公共设施的时候,要考虑到残疾人的通道。
       后来玉树地震后,我还正好碰到住建部去考察的处长,他说我们在原则上是有这一条的,但也要考虑资金的问题。所以这又回到伦理的思考:        疫情过后,我们如何处理相关的问题。比如,假定这次疫情过后,有一些人因为这个肺炎有一些体力不支,能不能就让他回家别工作了?
       实际上,在唐山大地震之后,是建了一个轮椅村,但是轮椅村村民却写他们“一辈子就在轮椅村”,再也出不去了。
       如果你希望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可以尽量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就要考虑到所有人。我也希望咱们今天听这个课的同学,不管你将来做什么工作,当你担任领导或者有说话权利的时候,你要有这种大的、心理的、精神卫生思维。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灾后社会心理支持服务的提供者。
(文章来源:马弘  致道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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