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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心病,“病”从何来?

2013年02月15日 社会心理服务研究 官心病,“病”从何来?已关闭评论 阅读 882 次浏览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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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重庆日报》2011年11月30日 本网有增删 

    2011年9月9日,湖北公安县纪委干部谢业新在身体上捅下“11刀”,自杀身亡; 

    2011年10月6日,浙江省绍兴市计生委主任叶锦茹从酒店14层跳楼自杀; 

    第二天,安徽省郎溪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朱晓辉上吊自杀…… 

  官员自杀,人们习惯将其归因于贪污腐败,畏罪自杀。然而,这并非事实的全部。重庆市社会心理学会公务员心理专业委员的《公务员心理健康现状研究》显示—— 
  在中国特殊的官场生态环境下,抑郁、焦虑、烦闷、孤独等已是公务员挥之不去的消极心理情绪,并致其出现工作倦怠、行为失控和情感压抑等问题。 
  2011年8月17日,重庆一40多岁的副厅级干部杨云(化名)在安排好妻女外出旅游后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此时,距离他7月17日被提拔为我市的副厅级干部刚好1个月时间。 
  据杨云的朋友事后回忆,自杀之前,杨云已表现了出对生活与工作的厌倦情绪。例如,他曾给身边人说,自己一定得了病,心情不好,感觉不舒服。 
  然而,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其个人进行的身体检查中,并没有发现他在生理上患有疾病。自杀前,杨云还在其遗书中写道:自己患了癌症……太累了……   
徐培基是重庆市社会心理学会公务员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杨云自杀后,他曾通过杨云的同事和同学了解其生活和工作状况。“他们告诉我,杨云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总让人感觉有一块石头压在他心里,搬不开。癌症也很折磨人”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严重的疑病心理和隐性抑郁是导致杨云选择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绝不是只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杨云并非个案。”徐培基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被“谎填”的调查表 

  2006年,徐培基牵头对我市部分公务员随机进行了一项工作状态和工作敬业度的心理测评。徐培基说,测评结果出乎意外的好:重庆市公务员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敬业度简直是超一流,参与这次调查的公务员中,竟然96.8%的人表示很有成就感,97%的人表示对工作充满热情,从不倦怠。 
  事实真的如此吗?“当然不是。”徐培基说,就是在重庆市公务员自我感觉如此良好的时侯,时任重庆市第一书记的汪洋同志在2006年6月和9月两次大会上公开批评公务员那种“门难进,事难办,臉难看”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敬业度“到了非整顿不可的时了”。按心理学研究规律,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如此高的“敬业度”和“成就感”都是不正常的,令人难以置信。 
  徐培基他们曾尝试对1700名公务员展开心理问卷调查。结果,即使是 “不计名”测评也有60%的人对调查采取直接“回避”的态度,徐培基说,“回避”有三种情况。一是不填,二是乱填,更多的是“谎填”。 “有公务员私下对我说,要是真填,领导要不高兴,会认为我对工作不满”。 (徐培基告诉记者他们设计的公务员专用測评表中自有判断乱填和谎填的“机关”) 
  不低于60% 的公务员对心理測评调查采取刻意“回避”态度,折射其内心有较强的自我戒备心态,这正是抑郁、焦虑、浮躁、冷漠等异常心理的内在原因。对如是的公务员心理,徐培基深表不安。2010年和2011年徐培基又随机測评了20个机关近300余干部心理,回访了部分干部,情况同样不能乐观。 
鍵节:2008年底,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发布的《中国职场人士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公务员队伍中,有54.88%的人出现工作倦怠;在不同职业的员工中,政府机关员工工作敬业度最低。 

被忽视的“重灾区” 

  赵华(化名),今年40岁。现在,他是我市某机关一名副处级干部。前不久,他独自来到新桥医院,找到了戴光明医师。 
  戴光明是该院神经内科的心理医生,常年从事心理疾病研究和治疗。他说,在他的病人中,赵华并非少数。其研究显示:每年,在前去问诊心理健康难题的人群中,公务员和警察占比超20%,属于心理疾病常见人群。 
  在他看来,赵华的病情并不特殊—— 
  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睡眠很差,害怕听到电话铃,最开始是睡前不能听到铃声,逐渐发展成任何时间地点都不能听到铃声,严重时,会导致呼吸紧张,血压升高。 
  “很多问诊的公务员都有类似情况”,戴光明说,“这让他们睡不好,吃不好,内心焦虑,掉发、头痛。” 
  几年前,戴光明还接触过另一个病例。 
  这个病人是一名副厅级干部。他告诉戴光明,自己走上这一岗位一年后,开始觉得身体难受,无法工作,但详细的身体检查却显示一切指标正常,生理上健康。 
  “其实,是心理压力导致了他的疾病”,戴光明说,“官员工作压力大,情绪过于紧张,甚至还害怕在工作中猝死!” 
  我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理专家透露,在其每年接诊的心里疾病患者中,公务员约占10%,这一比例高于其余任何一种职业。他坦言:“其实,自杀只是个别人的极端行为,但是,很多官员遭受焦虑、失眠等病症困扰确实不争事实。” 
  徐培基回忆,重庆公务员心理专业委员会,对我市公务员530份问卷匿名调查对比分析后发现——有30%的公务员对工作越来越不感兴趣;40%的公务员认为工作没什么意义。 
   
“我找不到地方哭” 

  11月22日深夜,徐培基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我市某市级机关的一个处级干部张琳(化名),他对徐培基说,自己心里憋得慌,想去找他聊天。 
  次日,在聊天时他告诉徐培基:自己的下属不断获得提拔,而他却原地踏步九年,心里感到沮丧。“他说,这种事和领导不能说,和老婆和朋友都不能说,也找不到地方哭”,徐培基说,“公务员中,张琳遇到的这种情况很多,但能倾诉的人很少”。 
  老百姓有了不开心的事,有了压力,向好友倾诉,骂骂娘,或许就过去了,一切照旧。然而,在特殊的官场生态中,对官员而言,则是少得可怜的输出渠道。 
  3日,我市一位某市级机关的副处级干部就说:“官员和老百姓不同,压力不能对外说,言多必失。” 
  他举例说,一个单位,30、40个人竞争一个处级职位,最后能“中标”的人只1个,“其余的人,难免心上不服,调整能力不强的人就会出现心理问题”。 
  他自己就遇到过这样一个人。多年前,这个人在单位的处级干部竞争中败给了与其同龄的人,“整整一年,都感觉到很郁闷,但还不能随便发泄”。结果,在第二年的时候,这个人的婚姻也出了问题。
  西南大学一位心理专家说,公务员们并不缺心理咨询资源,但他们却不敢随便使用。 
  去年,来自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咨询中心的一项数据表明—— 
  虽然这里的咨询费不用官员自掏腰包,但求助的人很少,一年的咨询量不足600人(次)! 
  该专家认为,其中缘由,一方面是官员对于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碍于面子不愿来—— 
  “他们认为,别人如果发现自己有心理问题,会直接影响其在人们心中的印象。” 
  采访中,还有专家和公职人员透露:很多时候,官员在做心理咨询时,要么用公用电话,要么托朋友找可信赖的心理专家,或只愿在饭桌上、甚至酒醉后袒露心迹。 
  事实上,官员从人际关系中获得的心理支持和愉悦感,比一般人要少。戴光明说:“他们不能建立过多、过密的人际关系,而且他们的人际关系多是事务性、职业关系,感情因素少。” 

心理疾病似“刀” “插”在官员心里 

  突出的心理问题,稀缺的“出口”。徐培基认为:二者产生的“叠加效应”,导致心理问题像“刀”一样越“刺”越深,甚至成为“夺命刀”。 
  徐培基曾分析过一些领导干部自杀死亡的案例。 
  仅2009年,在上海市嘉定区10月下旬的5天中竟有三位领导干部相继自杀身亡! 
——10月25日嘉定区政协副主席、区监察局副局长、区残联主席朱琴芬在嘉定黄渡的唐朝大酒店跳楼自杀。时年50岁、局级干部。 
——10月27日嘉定区华亭镇的党委副书记蔡金龙在单位办公室割腕割颈动脉自杀。时年46岁。处级干部。 
——10月29日嘉定区叶城小学张副校长于桃园公寓24楼跳楼自杀。时年30岁、科级干部。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主任袁勇贵博士认为,官员是比较集中的高压人群。因为除了经济和升职等比较具体的压力外,他们还有高出常人的责任。多数公务员表面上是比较健康,但是他们并非不在乎职位升迁失败或者领导言辞锋利与否。压力之下,心理疾病频繁出现,而这样的心理疾病又成为难言之隐,像“刀”一样“插”在官员心里。 
   
避免悲剧发生 寻找“解药” 

  若要避免悲剧发生,究竟该何处寻找那副“解药”,治疗官员潜在的心理疾病? 
  徐培基在其《领导干部心理问题实例解析调适与自测》一书中认为,公务员的心理疾病并非都来自工作压力,能否正确地对待这些压力显得更为关键。 
  他说,公务员要学会科学认识自己,完善自我,提升个人情怀和能力,以健康、成熟的心态去创造并收获快乐,去发掘和实现自己的价值,去奉献和享受精彩的人生。 
    中央党校出版社公开发行的这本《领导干部心理问题实例解析、调适与自测》一书首开解析党政机关不少领导干部在“认知”、“情感”、“意志”、“人格”和“言行”等方面心理问题的先河。同时,还深入浅出地向领导干部传播了心理调适的方法和心理减压与心力提升的心理艺术和心理技巧,这有助于困惑于相关心理问题的领导干部能够及时醒觉、解脱,走出心理误区,调适心态,重拾自信、爱心、感恩、坚强、快乐、宽容、平和、热情、担当、开放等优秀的人格品质,远离冷漠、自私、懦弱、痛苦、抑郁、倦怠、抱怨、仇恨、浮躁、自负、逃避等负面情感的困扰;有助于指导包括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科学地认识自已,积极地完善自我,提升个人为社会服务的情怀和能力,以更加健康、成熟的心态去创造并收获快乐与幸福,去发掘和实现自已的价值,去奉献和享受精彩的人生。 
对此,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也提出了他的观点。 
  他认为,官员心理要健康,还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合理、高效的官员选拔和任用机制,用制度的方式保护官员心理健康。其次,国家和政府也需要做一些深入调研,全面地评估这个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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